1997年就开始出门打工的他,进过砖厂为人拉砖、到工地帮人搞过建筑,也到电子厂、玩具厂做过普工。在东莞一家电子厂的一次辞工经历,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一些工厂管理的非人性。
2004年春节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三个多月后的某天,黄果树接到一个电话,60岁的父亲被人骗到了石家庄,一切生死未卜。稍作镇定后,黄果树想到必须前往石家庄解救老父亲,由于此行结果无法预测,他向工厂提出辞工请求。正处于赶工期的厂方不但拒绝了他的辞工请求,还威胁走人可以,工钱扣完。
一边是父亲生死未卜,一边是工厂的刁难。一怒之下,黄果树只带走了此前到手的700元工资就匆忙地赶往石家庄。“白干了两个月的活。”
真正让黄果树下定决心改做临时工的是一次手袋厂揾工经历。“2006年,手袋厂的生意很好。加班到深夜三时是常有的事,第二天8时接着上班的情况也很常见。”黄果树说,当时,工厂是不提供住宿的,有个工友住的地方很远,走路差不多要40分钟,他很努力的加快进度,为的就是能早一点回家。虽然最终完成的工作量相差不大,工厂老板也没说什么,但月底主管还是认定他逃工罚了他两百元。他找经理理论,却被经理找人打了个半死,最后还是他打公用电话叫医院的救护车把他拉走的。
不久,同样的遭遇也降临到了黄自己的身上。“我的工作是负责车位上的剪线,连续一个月,经常加班超过12个小时。但月底结工资才发现,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主管什么也不解释,只说‘讲好了一个月多少钱,跟做买卖一样,你同意就做,不同意走人’。”
“后来我发现,是主管克扣了我们的工钱,工厂的上层并不知情。事后,有同事劝我给主管塞点好处费,今后会好很多,但我觉得不值得。做到年底彻底对在工厂做长工失去了信心,从此便打起了临工。对了,走的时候,那个主管还扣了我300元的工钱,当时真想上去打他。”黄补充说。
陈波很认可江先生的说法,也认为黄果树的经历在临工群体中有很大的代表性。“临时工并不完全都是没有技术、过了年纪的人,很多人都是受不了工厂苛刻的管理制度,甚至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伤害后才被迫选择的。”陈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