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模式抉择
狂飙突进的造城运动在催生异化的力量，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原有城市化模式越走越窄
权威土地学者认为，北坞、大望京试点在北京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传统的征地建城模式已举步维艰。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难发现，如火如荼的拆迁改造和城市建设正在进入高潮期，并日益成为生活常态。放眼全国，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杭州，从北京到武汉再到深圳，从西安到重庆再到昆明，毫不夸张地概括，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在经历一场由内向外的高速扩张。这种扩张从形式上表现为城市版图的扩大，城市建设向周边农村延伸。
诸多城市的共同选择绝非偶然。这种扩张首先由人的需求推动，由于经济、文化、就业、资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而形成的聚集效应，大量人口以空前速度向城市聚拢。中国城市人口数量从1995年的3亿余人，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6亿余人，短短十几年便完成了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聚集规模。
这一方面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令城市不堪重负。土地、环境、公共产品等负荷能力频频超载，而密集着大量非正规居住区的城乡接合部矛盾无疑最为尖锐。城市外扩成为化解矛盾的迫切需求，由是，大规模新城建设理所当然地提上各地政府日程。
问题是，在现有制度如规划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多重约束下，加之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政府主导城市建设的手段和结果，最终反而往往与人的需求背道而驰。
拆迁冲突的一再升级即是明证。土地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令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集体土地必须先征为国有，由此只要给农民付出低廉的补偿，便可将集体土地纳入政府垄断的一级市场，并获取高额利差，从而支持着各地的土地财政。
由此，土地的城市化开始替代或侵蚀人的城市化；征地改造为政府带来土地财政，为开发商积累暴利，却不断剥夺着农民植根于土地的未来生计，以及新移民的生存空间。
新城显现之际，建设成本的增加与房地产价格迅猛上涨互为推手，屡创新高。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亦受到挑战。为筹措建设资金，各地纷纷求助于土地抵押贷款融资，金融风险悄然累积。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84个城市土地抵押面积21.7万公顷，抵押贷款近2.6万亿元，大约比上年分别增长三成和四成之多。
凡此种种，正说明狂飙突进的造城运动在催生异化的力量，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原有城市化模式越走越窄。
在中国，一些难题的答案往往出自民间自发的尝试。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拆迁改造相并行，由农村集体自主进行的城市化改造已在多个城市自发兴起。事实上，北坞模式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全国各地集体土地自发建设的大量经验。
仅以北京为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周边的“城中村”陆续自发开始了变乡村为城市的尝试。较为典型的有位于西南三环路的丰台区草桥村、位于北部昌平区的郑各庄村、位于东北四五环之间的崔各庄乡，以及丰台区的南宫村。
与国家强制性的征地建城不同，这些地区是由农民集体自主进行改造，他们以土地为资本，改造规划则力图符合城市的标准，建设了商品房、产业房、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严格地说，这些自发的尝试普遍都比现有法律法规走得更远。
北坞所在的玉泉村近年亦投资2.6亿元，自行建设了占地数十公顷的玉泉慧谷产业园，并作为清华科技园的分园进行合作经营。但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集体土地自主建设行为是违法的，国土部近年来一再重申不支持这种违法建设行为，理论上北京市政府随时可以按违建拆除。
这种来自草根的试验，本质上还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政策风险。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正阳、008等艺术区，即是模糊政策下的牺牲品。北京市东北五环外的环铁一带，在著名艺术区798的带动作用下，形成了诸多艺术家集聚地。新落成的艺术区，由房地产商租赁村集体用地后建房出租，艺术家与地产商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其行为亦与现行法律相悖，实质上是小产权房的“以租代售”。
在此轮朝阳区的土地储备计划中，东营、正阳、008、黑桥等十余个艺术区都被拆除。艺术家与开发商之间因强拆多次发生正面冲突。
2010年2月22日凌晨，百余名身穿深色服装、戴白色口罩的暴徒夜袭正阳艺术区。在近半个小时的冲突中，有多名艺术家被打伤。当日，20名艺术家，手持“公民权利”“严惩凶手除黑打恶”的横幅，在长安街游行。此事也成为金盏乡进行改造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矛盾冲突。
但也有少数成功的案例。例如草桥村的回迁建房资金，主要来自于集体土地上附建商品房出售，但最终政府亦未经常规征地，仅通过产权空转模式把土地置换为国有，再定向划拨给该集体。郑各庄则自行进行村域规划，其中自建商品房起初土地亦未变性，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小产权”房，后来则修成正果，得到北京市政府的特批。
草桥、郑各庄的案例，也只不过因其既成事实以及实际的收效，而获得政府的事后追认。但它们以其“集体参与，农民分享”的利益分配模式，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的长期收益难题；以较小的代价令村庄环境改善，使农民生活质量提高、集体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增强，从而为未来的制度空间演绎出大量生动个案。
在大望京和北坞的拆迁试点中，北京市的政策开始主动向自主城市化的内涵靠拢。曾四下北坞考察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在多种场合要求总结北坞和大望京的改造经验，并在未来200多个城乡接合部改造中进一步创新。
到目前为止，北京此番突破惯有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尝试能走多远，尚不可知。旧有的政府土地垄断制度和土地财政，必将以强大体制惯性干扰变革，改革极可能出现反复。例如，在地价高企的当下，这种城市化最终会否演变成新一轮“圈地”热？城市会不会是再次简单地“摊大饼”？政府的承诺最终能否兑现？
如今，在北京市规划的第一道绿化隔离带上，还有包括唐家岭村在内的其他28个“城中村”，均面临与北坞类似的情形。北坞模式将推向这些地方。对于以上疑问，实践将作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