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烂边儿”
对“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的城乡接合部进行整体拆迁改造，成为北京市政府实现管理升级的终极途径
北京市建委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使北京市政府下决心对周边城乡接合部进行拆迁改造的直接原因，是治安和管理的混乱。
北京城乡接合部的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以“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形成了独特的凝聚力，人口规模开始极速膨胀。在北京，常住人口1990年为1000余万人，到2000年升为1300余万人；到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而此前，北京已连续三年每年增加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上——这个增量，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
由于房租等生活成本低廉，相当一部分非北京户籍居民选择城乡接合部的村庄作为最初的落脚地。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其分布，也从城区和近郊区向远郊区县扩散。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明对本刊记者介绍说，在北京市的规划上，位于四环和五环路之间的村庄，应该是城市的绿化隔离带。但实际上，随着外来务工者陆续到来，多数农民在自家院子内外建起了出租房，“瓦片经济”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完整的绿化带因而始终没有走出规划，成为现实。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突破宅基地契约而私自建设的出租房是违章建筑。矛盾的是，农民依靠违章建筑赚取的租金属于灰色收入，却是失地农民的无奈之举。因为随着城市不断外扩，农地陆续被征用，随着农耕经济衰落，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实际处于失业状态。
“瓦片经济”之下，庞大的外来人口成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却让当地公共设施无法支撑。“脏、乱、差”的环境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政府的社会治安压力陡增。可以想见，一个到处是平房，仅有旱厕，缺乏基本污水排放系统的村落，在接纳暴增的外来者后会呈现何等窘态。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冯晓英对本刊记者分析说，以乡村落后的公共资源，承载数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准城市人口，再叠加上独特的城乡二元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城乡接合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烂边儿”，北京当然也不例外。
2010年4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在人口比例倒挂的流动人口聚居村，私搭乱建、违法建设大量存在，小旅店、小发廊等低端产业大量衍生，已成为刑事、治安案件易发、高发区域，是“严重影响首都安全稳定的瓶颈和顽疾”。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将把环城带治安体系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实际上，北京市改造城乡接合部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周边陆续涌现大批富有特色的“城中村”，如北京城南木樨园一带由服装鞋帽加工小企业和产业工人汇聚形成的“浙江村”，西北部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以及再往北聚居着大量独立艺术家的“树村”等，都曾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针对这些“城中村”，农民、外来户和政府之间“拆违”（拆除违章建筑）之争，近十几年一直在上演。但往往是政府前面拆，居民后面就建。以北坞为例，多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过去十几年，区、镇、村几级年年要求村民拆违建，村民都是“死扛着”。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2006年起，北京市为了实现向世界承诺的“绿色奥运”，曾投入10亿元计的资金，进行一轮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
例如，2006年，北京市将北坞作为农村环境整治的试点村，投资近3000万元，用于路面加宽硬化，铺设路灯照明专用线路以及自来水、雨水、污水管线等，建成社区卫生服务站和警务工作站。同时，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拆除违章建筑。
然而，运动式拆违，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奥运会一过，“违章建筑”又纷纷出现。简单地硬化路面、建自来水及污水管网等改良式治理，不能真正改变城中村“脏、乱、差”的面貌，整体拆迁改造遂被城市政府作为实现管理升级的终极途径。
当然，除了改造城乡接合部，增加土地储备也是北京此次城乡接合部改造的现实动因。
从此次北京城乡接合部改造方案看，227个行政村中的198个，均涉及土地储备。仍在执行中的《北京市2007年至2010年土地供应中期计划》显示，2007年至2010年，北京市土地供应目标为2.42万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多达1.40万公顷。而新增建设用地的70%，位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据北京市规划，上述区域即为城乡接合部。
一个客观事实是，此份供地计划执行过程中，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陷于萧条，北京市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放慢了土地供应。2009年下半年，土地市场重新升温，北京市土地储备严重不足，增加储备的压力陡然加大。
扩充土地储备的背后，是饱受各界质疑的政府土地财政。北京市仅2008年土地出让总收入即达493.9亿元。2009年，北京的同项收入史无前例地高达928亿元，增幅达88%。
拆迁“火药桶”
旧拆迁模式下，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以及农村内部的冲突日益激烈，改革势在必行
一位国内权威土地学专家认为，北京城一次次“摊大饼”的核心秘密，在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土地产权私有化不同，中国的土地为公有制。具体而言，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为集体所有。
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在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中，集体土地、尤其是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体不能进入公开市场，因而城乡接合部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边缘一样，自主发展成城市。
要完成上述规划，首先要先将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被拆迁，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款对农民进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集体用地转为国有后，政府主要通过“招拍挂”公开转让来获得土地出让金，最终按照某种方式部分地补偿给被拆迁者。
随着土地价格一次一次刷新纪录，拆迁成本也日益上升。土地是村民可以代代相传的“不动产”，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还是惟一的生计。北京周边的普通住宅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在向每平方米3万元冲刺，需要面对的问题相当现实。
4月初，本刊记者走访北京城南农村，发现当地村民在本就简陋的村屋院落中，建起大量钢柱和板材支撑的简易楼。这种楼房与村民宅基地上原有房屋相互依傍，最高者甚至达三四层，且有专业建筑队伍施工，几天就可完工。这些村庄拆迁在即，村民之所以如此抢建，不过是为了多争取一些拆迁补偿面积。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补偿不到位，人家自己的土地凭什么给你？”传统的征地建城模式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现有拆迁补偿法规规定的原住民补偿额被认为严重不足，土地增值收益一般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
上述不合理的征地和拆迁制度愈发引起民众反弹。从2003年至今，中国先后出现湖南嘉禾强拆、南京市民翁彪自焚、安徽农民朱正亮天安门自焚、重庆“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对峙三年、成都唐福珍自焚等多起严重事件，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作为中国首都和“首善之区”的倡行地，北京显然无法承受上述极端事件的巨大冲击。应当说，相比全国多数地方，北京市实施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改造时，对农民的补偿是较高的。
但据本刊记者以及多位学者调查了解，过往“上楼”的农民多数并不满意。失地农民拿到安置房并“农转非”后，很快遇到就业难题。他们在高端产业领域就业能力不足，低端产业又不愿意干，相当大数量的农转非人员长远生计问题，已成为社会隐患。
不少学者担心，失地农民将一次性补偿吃光用尽后，城里人享有的养老、医保和社会保险待遇无法享受，既无工作，又失去了旧有的房屋出租收益，还要支付“上楼”后的水电费、取暖费、物业费等，其生活水平下降将诱发新的社会矛盾。
这种担心在北京已有前车之鉴。朝阳区高碑店乡曾是学者眼中的极端典型。
高碑店如今已成为北京一个城市地名，如今人们熟悉的四惠、四惠东、高碑店等地铁站所在地，原先均为高碑店乡农地。该乡从1993年至2002年底，因为国家建设征地转居、转工10765人，其中转工后自谋工作人员一度高达8600人，至2002年底还有5950人。至2004年5月，除2539人显性失业，还有2600余名弹性就业无保障人员。由于拆迁后遗症，从1998年以来，高碑店乡成为北京市上访第一大乡，曾经发生多起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并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被学者列举的就有高碑店粪便处理厂引发居民围堵事件、供电高压线下房屋拆迁上访事件等多起。
学界的共识是，集体土地只有征用为国有土地方进行城市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将原住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令他们不仅无权分享土地长期的增值收益，而且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如一味沿用旧有的拆迁模式，未来则很有可能催生出北京城市化的“火药桶”。
学者的共识是，中国各地既往城市化进程中的严重制度性缺陷，如不加以矫正，城市版图的扩大即意味着高碑店这样的城乡接合部蔓延，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以及农村内部的冲突会更加激烈。
未来30年，将是中国完成城市化的30年。如坚持原路，极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断。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