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国就是当难民
江心芒的一个孙子加入了果敢军。他说果敢军一开始并不落下风，缅军死了很多人，果敢军这边倒基本没什么伤亡。但后来果敢军吃的没有了，有战士打了两天仗，就吃了一根半生不熟的玉米。
无论是民是兵，穿过南伞口岸来到中国，便获得了救赎。所有无家可归的果敢人在南伞，都是难民。在祖先的祖国，果敢人可以自由地走动，但范围仅限在南伞小城。一位试图去内地投奔亲戚的果敢女文艺兵登上了开往临沧的大巴。在经过边防哨卡时，她被武警拦下。
一般而言，果敢人凭特区政府的证件可以到南伞做生意和探亲访友。但是果敢人在缅甸没有公民身份，不能办护照，也难以合法进入缅甸内陆和中国内地。这位女兵决定冒险一试。深夜到达哨卡时，所有乘客被要求下车查身份证。这位女兵熟练掌握临沧方言和普通话，她的长相也与南伞人无异，唯一的遗憾在于她没有中国身份证。武警盘问了她一个多小时，最终将其识破。但武警没有把她送到难民安置点，而是让她沿路返回南伞。
江心芒说自己从没去过果敢以外的其他地方，这次逃难算是头一回“出国”。杨梅曾去过昆明，那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但还是中国朋友“带”过去的。记者问她是否想加入中国国籍，女兵回答：我是果敢生，果敢长，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果敢人。
“我们是果敢人，从不说自己是缅甸人。”江心芒说。尽管果敢通行汉语，且水电、货币、电话、电视信号乃至学校课本都来自中国，江心芒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她始终这么说。
中国政府及时应对
中国有30年没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难民涌入
■本刊记者/杨春 实习记者/姚欢
“中国有30年没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难民涌入，”联合国难民署驻京办事处新闻官宋菁说。
中国上一次大规模接收难民是上世纪70年代末来自越南、柬埔寨等国的难民，人数约30万。《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包括500人以上“难民”涌入中国时，即成为最高级别的“I级突发事件”，须启动最高等级的应急程序。这次“难民潮”也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大批难民涌入势必造成很大压力
问：你们在知道这次事件后是如何跟政府进行沟通的？
宋菁：我们最早也是从媒体报道得到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然后就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去实地看下，了解难民的需求，现在还没有得到政府确切的回复。
问：如果能前往南伞，你们可以为果敢难民提供哪些援助？
宋菁：对于难民署来说，首要任务是确保边境上这些难民的安全。在完成这个使命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去实地考察难民人数、人口构成、妇女儿童所占比率，他们来自哪些地区，有什么宗教信仰，有什么生活习惯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做一个很全面的调查。在大概知道具体情况后，各个机构开始分工，再各自去动员，尽快把物资运到当地，保证难民基本生存的需要。
另外，物资救助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对难民署来说，我们有承接性的物资储备，在迪拜和哥本哈根都有我们的分部，可以随时向世界各地调运物资。
问：难民署把果敢来中国避难的人称为难民，但中国官方公开的称呼却是边民。
宋菁：这个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从难民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己就是难民。难民署依据的几个法律文件，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对难民的定义并没有包括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后来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把难民的定义扩展了，把因战争、内部冲突原因而逃离的人也都认定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自然是执行最为广泛的标准。
问：难民的大量涌进会否影响当地群众的正常生活，该如何进行协调？
宋菁：这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有大批难民势必造成很大的压力。就城市本身以及环境方面来说，难民也许会砍伐树林取火做饭，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就会造成当地居民和难民之间的紧张情绪。而这些都是难民署进行援助时要考虑到的，我们所有的项目是既要让难民受益，也要让当地居民受益。这样的话，双方就会相对容易和谐共处。
绝大部分难民的第一选择都是回家
问：对难民返回的时间该怎么判断？
宋菁：不能从单纯是否开火来判断局势的安全与否，我们有一个安全评估的体系可供参考。分别有零、一、二、三、四几个等级，其中零级是最安全的，四级是最危险的，如果这个地方的评估已经是二级了，就已经不稳定了。我们会向难民提供各种各样的资讯，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回去会面临什么，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返回家园。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难民他们的第一选择都是回家，在条件稳定之后返回家园。
问：您在接受外媒采访中说过，中国有30年没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难民涌入，目前果敢难民的涌入是不是一件大事？
宋菁：的确在1978、1979年的时候还有过越南难民的涌入潮，至今为止的这段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涌入潮发生。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肯定是一件大事。虽然人数没有办法和越南难民的数量相比，但仍然规模庞大。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应付目前规模的难民涌入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