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