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