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考订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山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由，“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心目中，蔡元培是“憨大”、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更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在蔡身上他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所以，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却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终年36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许多朋友无比沉痛，人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
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了———“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早已无处可寄。一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