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出国去了。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
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他当然没有说不配，但是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哪怕我们读一读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配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个时候（1928年、1929年之际），后来被称为“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已，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徐志摩本人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聊天，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诗人的另一面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二卷一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二卷二期到五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五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雪！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