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
他用一个“嫩”字形容中秋的西湖。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爬过葛岭，上过初阳台。
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徐志摩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9月，徐志摩又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烟霞岭下的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他很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的句子。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已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塔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西湖处处都在他眼里又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
“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在后人的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浪漫、爱美、爱玩的一个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以及他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的当然，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见，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说张既是可亲可爱的，也是可敬可畏的。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的结果。他于189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深造，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的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康桥再会吧》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放弃了一年即可到手的博士学位，起程回国，于10月15日回到上海。由此也不难想见其不一般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