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点不习惯评委似乎都很恭维歌手———把好话说得不重样和有意思自然也不容易,但后来感觉到这也许就是它的风格了,这种风格就是要寻求快乐,就是要愉悦人们,就是要皆大欢喜。当然,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很重要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观众手里,或者说在那些“积极观众”手里,在那些发短信的人们手里。评委们如果太和“人气”作对是要出局的。所以我们得感谢短信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者,它使我们首先从娱乐领域感到了什么叫“大众参与和多数裁决”,而这“参与和裁决”的滋味还真不错。而另一个设计也不错,那就是由落选的超女们来投票决定PK台上两位选手的输赢,于是竞争也就不会是恶狠狠的了,对失败者也要同情和顾及。于是会有解释和安慰、会有拥抱和热泪盈眶。它有助于调动出人们的善意。
总之,这里的确有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快乐。可爱的少女、好听的歌声、激动的脸庞、深情的母亲……它调动的是人心里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感情,当然最主要的是调动快乐。即便不那么狂热地快乐,也能够使人放松身心。这倒使人想到:一个忧愁的人如果还没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和娱乐,那就学学唱歌吧,学会唱歌,也是学会放松、学会欣赏、学会快乐、学会独享和共享。
批评“超级女声”节目的人常引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作为支持,认为这个节目是庸俗甚至危险的。的确,波兹曼认为由听说到文字、再到印刷术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印刷术时代的政治是相当理性的,而精神信仰也还深厚。但现在美国进入了一个“电视时代”,也是一个“娱乐业的时代”,人们要把什么都变成娱乐。所以,今天的危险不是奥威尔预言的通过极端的政治权力全面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危险,而是赫胥黎预言的技术(媒介)的性质预先就决定了人们思维和语言方式的危险,人们由于享乐而丧失了自由,最后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提出的危险是有其真实性的,但用来批评如“超级女声”一类娱乐节目是不是完全切题?”超级女声”一类节目会不会使我们“娱乐至死”?我们还是来读波兹曼关键的一段话。他说,“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注意到,这里他所说并担心的是其他重要公共话语都成为娱乐的“附庸”。比方说政治,西方电视中的政治报道变成了一种短平快和不连贯的“躲躲猫游戏”,爱看电视的人们,可能主要是根据政治领导人在电视上的形象是否赏心悦目和为自己所喜欢来进行投票。今天的美国人会忍受不了在电视上观看像19世纪林肯和道格拉斯那样长达7小时的、用书面语言严密推理的政治辩论,他们大概也不会选举从未在照片上露过笑意的林肯一类政治家当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