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和前途的博弈
1987年出生的桂林人康霈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今年3月，她在近3万名应聘者中杀出重围，成功签约某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她的月收入是4000元，更重要的是，她得到了“入户”北京的资格。
她也是这个20多人的班级里唯一拿到北京户口的外地生源。“我们专业就业的平均工资是3000元，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是每月4000～5000元，有户口就适当降一点。现在这个结果，显然超乎我的意料。”康霈显得很高兴。
只有公务员、部分事业单位和国企、少量高薪技术企业可以帮职工落户。知情人士称，黑市上一个北京户口的价格目前是四五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的特点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如果不在毕业时落户，还想解决户口，那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读硕士、博士(需是正规的学历，别被各种进修班迷惑)再来一次毕业；二是在北京进行实业投资，只要年度利税足够高，也有机会成为这个城市的正式市民。
上海则是通过打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权落户，比如毕业院校是“211”高校，加几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加几分??
位列“薪酬排行榜”前十位的高校，除了西南财经大学和暨南大学之外，全是京沪高校，前三甲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其毕业生就业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不过，这个“高收入群”只占调研的110所高校中的2.7%，处在“金字塔”顶端，另有超过一半(59%)的受访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在1501～3000元之间。
在北京的同学们对户口表现追捧和热爱的同时，上海的毕业生要显得超然一些，上海周边的省市，如杭州、苏州、无锡，都属于清洁舒适且有很多机会的城市，这个城市圈能够给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稍微廉价些的生活成本，而北京虽有天津、唐山等城市在侧，却难以形成星月交辉的能力。
中国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李昂进入某房地产集团后，最初的薪水并没有超过4000元，但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我更看重公司的发展潜力和我个人的上升空间。”与李昂持相近观点的毕业生不在少数，离开了北京和长、珠三角等就业市场规模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就基本没有高薪可言。
当然他们还面临着成为蚁族的风险，高薪城市的房价也同样高得离谱。
“难题”下的突围
对于法学院的毕业生来说，这几年是尤其艰苦的日子。北大法学院1986级的大师兄郭京毅毕业时(他学的是国际法，这是当年的高分专业之一，好多人不知道这类似屠龙之术，在国内很难用到)，法学在各个部委都相当吃香，郭京毅在商务部法条司可以利用解释法条的方式和他的同学一起掌控项目审批，几年内就受贿844万元，被判处了死缓。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法学毕业生也许不容易犯这样大的错误，除了考上公务员的幸运儿之外，他们多数是以低薪的律师助理入行，苦苦挣扎过司法考试，历经千辛万苦，成为律所的合伙人。
中国林业大学法学专业大四毕业生杨薇的求职之路稍显曲折。去年11月，杨薇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闯到最后一关面试阶段，最终还是没能笑到最后。此后，杨薇尝试投过几次简历，大都石沉大海，她决定静下心来，先扫掉找工作途中的“绊脚石”——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2010年大学就业蓝皮书”显示，2009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大类是法学(82.3%)，属于“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与法学同拿“红牌”的还包括动画、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而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工工程等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为“绿牌”专业。
不过，专业限制并不是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未找到工作的原因”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专业不好，社会需求少”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仅占11.3%。排除继续深造因素(56.5%的毕业生选择继续读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两点：“就业压力大，工作不好找”(15%)和“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17.2%)，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点原因恰巧反映了毕业生的两极心态。
“我把自己的人生看得比较远，不想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隋昊言正是“不着急找工作，看看再说”的代表。
隋昊言的经历听来有些“另类”。大四上学期，担任校报记者的隋昊言去某知名晚报实习，因为表现出色，他在该晚报今年6月初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中直接入围了实习考核的40名候选者之列，当时，投简历的毕业生接近3000人。距离“终点线”还有十天，隋昊言突然“弃权”了，他发觉自己对于摄影、视觉的兴趣超过了“妙手著文章”，他决定回到起点，“担着待业的名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半年的摄影培训班，希望藉此进入专业摄影师的队伍，最好能自主创业，创办一个摄影工作室，从事时尚、广告摄影。
隋昊言所在的新闻班共有45人，毕业的大致走向是找工作、考研、出国留学和自主创业。其中，考研占了一半，考上的有三四个，约10人选择出国，剩下找工作的毕业生，找到工作和快有着落的各占三分之一，而其中真正从事跟新闻相关工作的只有四五个人，有自主创业想法的则只有隋昊言一人。
为了不放弃所学专业，法学毕业生杨薇的同学们大多选择了“曲线救国”。根据北京市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司法局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外地生源只能把自己的档案放入北京市区域内的存档机构才能申请实习律师，从而进一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为此，杨薇们一般的路径是：考上北京公务员，或者通过社区服务、村主任助理(这种难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等工作，获得北京户口，再去律师事务所。
尽管大学生毕业的去向选择早已多元化，但“就业难”依然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话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将其总结为“结构性就业难题”，要想破解难题，“归根结底是解决我国就业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这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的合力。”中国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晨光教授说。
在中国现有的这种经济结构下，成绩最好的毕业生往往选择大型国企、银行或者公务员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往往收入高、更稳定，甚至还有许多隐性福利(住房)可得。
年轻人不愿意选择更辛苦、更富有挑战性的私营企业或者自主创业，而中国的企业需要的更多的则是能在流水线前加班多日还不自杀的坚强硬汉。粗放的中国制造产业不需要那么多经济学、管理学人才和文学学士。
当然，有经济学学士学位是件好事，遇到客户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先生，鉴于CPI和GDP的双高走势，我推荐您买这套西南向的二手房??”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
被扩招“稀释”的大学教育
扩招就像一场运动，用海量学生稀释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结果恐怕是学生不买账
本刊记者/马军
“当前大学教育质量下滑，形成‘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生’的贬值链。”《人民日报》曾就扩招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如此评论。
大学越来越大，其教学质量也多遭诟病，作为大学教育的服务对象——学生的感受无疑最为真切。在《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中，学生凭借自己的体验对高校教育生态进行了品评。
扩招中的异数
毫无疑问，在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时，教师永远都是核心指标。在此次《中国新闻周刊》对“教师水平满意度”的排榜调查中，占去半壁江山的竟然都是艺术类院校，这成为该榜单中最突出的一点。这几所学校分别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其中，中戏以91.25分高居榜首，超出第二名南开大学6.45个百分点。
胡清是中戏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她对自己老师的喜爱溢于言表。进入中戏后的这几年，在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引领下，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从进校那一天起，无论在生活上碰到什么问题，她都可以随时拿起电话，求助于老师，甚至包括爱情方面。学生过生日、唱歌、郊游，老师都会赶来参加，就像真正的好朋友。学生们经常不喊老师，张嘴就是“张姐”“单妈”。毕业时舍不得离开老师，哭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情形每年一次。
学生们基础薄弱，必须趁这4年打好基本功。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7点老师就带着她们一起“出晨功”(练发音吊嗓子)。胡清说，她相信其他大学的老师可能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谈起老师们对自己的最大影响，胡清认为还是在“为人”方面。“在戏剧学院，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彼此关怀的关系。4年时间，让学生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心态特别良好的人。”胡清相信，以后走上社会，无论遭遇怎样的处境，她都会以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胡清的感受并非个例，即将毕业的中戏艺术管理系2006级学生张成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同样也对自己大学期间的诸位老师称道不已。
“真的会有国外那种导师的感觉。”胡清说，老师们能做到这一步，也许班里只有25个学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实际上，中戏所有的班规模都较小，人数一般在16～25人之间。班级里学生少，师生关系接触才能更为密切。
传统上，这种注重学生个性的教育是艺术类院校的惯有教育模式。但上世纪末掀起的高校扩招热潮，也让艺术类院校深陷其中。一些在历史上隔年招生的专业，渐渐变为逐年招生。对此，很多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者极力反对。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赵宁宇就曾呼吁：“教师队伍也该缓缓劲、充充电了。”
2010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导演系暂缓一年招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校方明确表示，北京电影学院要“始终树立培养电影精英和大师的意识，构筑中国电影教育的精英模式。” 同时，北京电影学院还宣布高职停招一年，集中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投入到本科生教育上。
同样，中戏不少专业也采用隔年招生方式，像胡清所在的播音主持专业，4年才招一次。少而精的教育模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支持，在本次“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中，中戏在 “教师水平满意度”“学校品牌满意度”“个人进步满意度”三个榜单上都高居榜首。
被稀释的师资
除艺术类院校外，在“教师水平满意度”榜单中，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传统名校排名也均靠前列，这表明在中国众多高校中，这些根基深厚的老牌学校仍然拥有着较强的师资，从而使其教育质量被学生认可，保持在一个在国内院校中相对较高的水准上。
但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这些同样具有不俗影响力的学校却在榜单中排名靠后，分布于70名至100名之间。
大学生对这些学校的教师水平满意度下降，与这几所学校近些年来的急剧扩张不无关系。这几所大学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其在校人数皆已达到庞大规模，扩招幅度很大。其中四川大学在校学生总数已达6万余人，武汉大学接近5万人，厦门大学超过3.7万人，即便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也超过了2.7万人。
相比之下，南开大学仅有学生2.2万余人，远远少于以上院校。但在“教师水平满意度”榜单上，南开名列第2。榜单上的这个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扩招就像一场运动，用海量学生稀释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结果恐怕是学生不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