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与收益
孙英东曾向很多师弟师妹们推荐过自己的母校，他实实在在地说：“交大最好的，目前来看是它的牌子，这个是无可比拟的。找工作、出国，这个牌子都好用。”
名望，就算不是世俗社会的通行证，也至少是打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对于每日筛选数万简历的用人单位和海外名校而言，“看出身”是最有效率最有保证的标准。
“找工作在上海，交大的牌子还是万能的。”孙说。除非有特殊要求，用人单位可能根本不会去理会你的专业，看到“交大”二字，至少网申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而出国的情况更是令人羡慕，由于跟海外合作项目繁多，只要导师推荐，去普林斯顿、剑桥等世界一流名校，都不是太难的事情。
唯一的困难是通过交大自己这一关，需要吃苦头。为了保证输出人才的质量，交大对于考试成绩把控很严，这让孙英东们有些抱怨，他问过复旦的学生，人家考试成绩没有在80分以下的，而在交大，老师似乎对挂科率熟视无睹，学生们更担心的是能不能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申的GPA(绩点)与别校学生的比较，但只要一出去，在国外实验室里的表现还是过硬的，“幸亏(在交大)后期抓得紧”。“江泽民学长”2008年4月投稿给上海交大学报，阐述他对中国能源问题的看法，外界评论此举，“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的母校，也因为这是一份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从榜单中，我们发现，越是有专业倾向的院校，越容易建立较高的品牌满意度。在品牌满意度排行榜上，除了北大、清华、复旦外，十强中余下七席都属于艺术、外语、医科、海洋和音乐类的专门院校，在整体排行榜中只位列百名以外的北京体育大学，在品牌满意度上排在第32位。
名望和收益互为因果，滚动积累，一个良性的循环后，学生走出去后便会直接收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重学校的名望，或者说，对于相当一部分准大学生而言，名望有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一些名声不那么显赫的学校，学生们更多追求处事态度、思维习惯的培养，学校的师生关系和同学之间的温暖氛围，甚至是独在异乡的生活能力。这也是更广泛意义的大学的教益。
华南农业大学的应届生李苏佳，有着广东人的务实，她觉得大学给予她更多的是如何应对走上社会的需要。学校定期邀请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回校讲授社会打拼经验让她很受益，包括如何考取公务员等讲座也让她觉得对同学们很有帮助。相对于学习成绩的要求，在李苏佳眼里，华南农大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培养。她在实习期间遭遇公司战略调整，所有的实习生都被裁员，而她是唯一留下来的，这被她归功于学习态度的认真，好过了其他实习生。
刚刚毕业的侯芳也对自己的学校很满意，她定位自己的母校北京交通大学是个温暖的学校，“这里的制度安排很替学生着想”，比如学校会组织任课老师对挂科的学生进行免费培训，补考也是免费的；逢年过节也会有些温暖的惊喜，比如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
黎力也很看重学校的气氛和同学之间的感情：“(中国)农大的学校风气好，因为农村学生比较多，都很朴实、踏实，比起其他学校，没有那么多攀比。”
孙英东觉得大学能教给我们的东西，“不就是出门在外有些事情要自己处理么？”在这里真正得益于内心的，是“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人，让我的人生道路更加有趣一些”。至于交大常常强调的“选择了交大就选择了责任”，孙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可依靠。
大连理工大学的兰公博总结自己的大学四年说：“学什么不重要，关键是经历了一段思想成熟的过程，世界观人生观调整的阶段，能够在以后更好的融入社会。” ★
就业：那些无法乐观的年轻人
在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结构性难题时，对很多人而言，毕业成为失业的开端，小城市和县城难以为他们提供岗位，学子们只好发掘校里校外每一种潜在的资源，以帮助他们在中心城市中生存
本刊记者/李邑兰 汤涌
“我想就是去开那个倒渣渣的车也可以么??哪想到我不会开车，没得驾驶执照，只好去倒桶桶??”——《老子从川大毕业》。
五六年前被川大毕业生恶搞的就业去向而今成真，2010年，高考重灾区山东省会济南和浙江温州都出现了招聘大学生掏粪、清粪桶的事迹。央视主播朱军大声叫好，认为这是大学生甘于奉献，端正了就业观念。
真正的解读则是冰冷的：“姐掏的不是粪，是编制。”环卫系统招募的大学生并非临时工，而是有事业编制的“黄金饭碗”工作，能进这样的单位，半年到一年的掏粪工作其实不算什么。抢到掏粪工作的人背后，如勇登奥哈马海滩一般，是无数死在沙滩上的猛士。
实习成为就业稻草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透露：“201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630万。”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200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4%。如此算来，仅2009届，就有近80万的失业人口，根据中国大学统计就业率的方式，这些人不包括毕业后考研或者准备出国的年轻人。
今年6月毕业时未就业的人更多：《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6月发起的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调查当中，在110所大学的受访毕业生中， 30.1%的受访者已经找到工作，19.4%的学生“有工作意向但没有确定”，50.5%的学生没有参加工作(其中的56.5%因为要深造而不工作)，占总数22%左右的人是想找工作找不到。
薛洋洋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 2009年6月他去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实习，四个月后，这位北京邮电大学网络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就顺利拿到了该网站的Offer，接下来，他可以悠闲地欣赏毕业晚会，享受最后的毕业时光。
薛洋洋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网络工程班共31人，近一半找到了工作，剩下的一半选择了考研。而与他同宿舍的5位室友，两位考上了研究生，一位进了电视台，一位去了商业银行，还有一位留在了国企。
“比起递简历，通过实习找工作，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薛洋洋说。
实习往往是免费或者低薪的，当然是一种对毕业生能力的考验，也是劳动者用时间和精力变相打典给未来东家。
根据中国大学的制度，实习应该是学校组织、院系派出老师带队的一种学习实践方式，很多大学里仍然保留着给实习学生报销一点点交通费用的习俗，这也是大学的最后一点温存。
很多职业中学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们早就被他们的老师带队进了工厂，上了流水线，变成事实上的低薪酬劳动者。在劳动力成本正在升高的中国，努力争取最后超额利润的企业们正试图把学生娃当作最后一根稻草。
多数大学生不满意学校提供实习机会的能力，在“实践机会满意度”调查中，薛洋洋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在110所受访公立学校中名列第61位。
排在前三位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均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类院校，学校也会为学生实践大开方便之门。以协和医科大学为例，在该校制定的《社会实践项目化管理的实施办法》中显示，经过项目审批，学校可以为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提供1000元～3000元不等的赞助资金。
西部的大学想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实习机会似乎更难一些，比如排在榜单末端的西北大学、新疆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的学校满意度排名在前20名，和其他大学的同学认为这归功于“对口垄断行业”不尽相同，很多北邮毕业生们感谢自己校友的品牌效应。他们经常提到的是微软中国前总裁、“打工皇帝”唐骏。据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郑超伟介绍，该校本科毕业生多年来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2009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更是达到99.41%。
这种品牌效应在《中国新闻周刊》调研的“学校品牌满意度”排行榜中亦有体现，以排名前三位的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为例，北大品牌自不必说，另两家“中央”院校则是各自专业中的“国字号”。
心在接收函里安放
“心在哪里安放”——北京市前市长、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曾经这样描写自己赋闲期间的复杂心情。而有类似心情的毕业生只有在收到单位接收函的那一刻，心才能安放下来。
学校的就业指导是通往“接收函”的一个途径。中国林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李昂最终“牵手”某知名房地产集团，便结缘于学校邀请该集团来校举行的校园招聘会。从学校角度，可以通过不定期发布招聘信息、邀请知名企业来校举行校园招聘会、校园宣讲会等方式对学生的就业提供支持。
并非所有招聘会都会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很多企业年年去各大学招聘，却基本招不到人，有深谙内情的人会偷偷告诉自己的师弟师妹，不要浪费时间，一些企业借口招聘实际在做推广，学校宣讲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场地。
“就业指导满意度”调查显示，只有18.1%的毕业生能够靠校园招聘会获得工作机会，毕业生找工作主要还是靠自己(55.3%)，此外，还有家人或亲朋好友的帮助(16.7%)，以及同学或师兄/姐或校友的推荐(7.4%)。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新闻专业毕业生朱怡参加了十几场招聘会，经历数次面试后，她最终拿到了一家外贸公司英语翻译的Offer，公司给出的薪酬是每月5500元，这让她觉得十分满意，“我的心理价位是两三千元，它(薪酬)已经是我期待值的近两倍了。”朱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