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蜗居，还是逃离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撤离至二三线城市，开始过安稳但不再有更多可能性的生活。
留下的是勇者，回归的是失败者？这一命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杨澜采访“蚁族”后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快，房价低，工资水平也不错，建议“蚁族”到那里发展。
杨澜说：“我采访的四个女孩都来自外地，本身家境比较困难，带着一两千块钱来到北京，住得非常拥挤，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去找工作，晚上天黑了才能够回来。我非常感动的是，第一，她们有非常刻苦的精神。第二，她们有一种乐观的情绪，相信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我想说，其实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发展得非常好，发展速度非常快，倒不一定非要挤到北京、上海来。同样的工资，你住的房子可以更宽裕一点，为什么不考虑呢？”
一路从农村奋斗到北京的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则持相反观点：“我个人的经验是：乡里比村里机会多，县里比乡里机会多，省城比县城机会多，首都比省城机会多。与刚参加工作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你还不如说，让我们回家种地算了，那样绝对饿不死。寒窗苦、独木桥都挺过来了，苦心智、饿体肤又能算得了什么。我们不敢回家，不敢面对那一双双期盼的眼，谁让我们曾优秀过，谁让我们曾努力过，哪怕注定就是那桥下的枯骨……”众多“蚁族”在网络上说出了“大实话”：“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相对还公平一点，你到二、三线城市看看，想找个好工作没有个好爹是不行的。”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爹游戏”是一个流行词，它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指当今青年在找工作、买房子时比拼的不是个人能力，拼的是父母。“70后有存款，80后有贷款，90后有老爸。”希望这句话只是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一个蹩脚注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唐钧认为，从国际性的经验看，60%~70%的全球大学毕业生都是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俗称“关系”)找到工作的，真正通过招聘会等官方途径找到理想工作的很少。这个数据在中国也同样适用。
“大学生就业确实存在问题，但问题并不像媒体和政府说得那么严重。从21世纪前后，国家政策有一个很大变化，21世纪前是统一分配，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配置就业。整个社会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变化。”唐钧对《小康》说，“其实，在市场调解就业的背景下，大学生在毕业一两年之内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落实工作，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
就业热与招生冷
“绝对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因“谷歌门”事件走红的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长荣兰祥相当低调，但是唯独谈到学校就业的时候相当高调。这样一所专门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最近两年，汽修、厨师、焊工、美容美发、电工等热门专业的学生在社会上非常抢手。
蓝翔的就业办公室很牛，与很多高校的就业办公室热衷向用人单位“推销”学生相反，最近两年，用人单位要学生，必须向学校先交“订金”600~1200元预订，然后等学校安排。“就这样，他们还不一定等到什么时候呢。”全国人大代表、蓝翔校长荣兰祥得意地对《小康》记者说。
当“蚁族”们为生计和尊严上下折腾之际，很多地方却存在“用工荒”和企业“招工难”。一边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另一边是招不到人才的企业。中国新十年，职业教育或将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但学生的报考意愿却仍相当低。
到2020年，北京市技能人才总需求量将达400万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0万左右，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仍存在很大缺口。
全国人大代表何帮喜认为，职业教育一直被人忽视。经济建设不仅需要高科技高素质人才，更需要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这才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国进入职业学校的适龄学生只有不到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国家，蓝领工作部门才是就业机会所在。
“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本分流、生成、调解、储存、提升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使我国从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同时，职业教育还会对解决人口负担、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有着不可估量和替代的作用。”何帮喜说。
一个农村孩子，学两年技能和干两年苦力活，有天壤之别。“有技术就可以进工厂，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稳定性。因为企业离不开有技能的员工，非常欢迎成熟的技术人才。”荣兰祥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有直接关系。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事的工作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渐减少。因此，必须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使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拥有立身之本，使他们在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中，能够转得出、留得住、过得好。”
蓝翔技校目前在校学生约两万八千人，其中80%以上是农村的男孩。最近两年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纷纷来学技术，数控、汽车工程等专业是大学生们的首选。
针对此种现象，荣兰祥认为：“职业教育即就业教育，职业教育最关键的就是就业，是解决学生的生存问题。”据教育部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超过1000万人，职校就业率显著高于高校。
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33亿元用于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了19万，达到新高。
去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这意味着73.56万去年的毕业生要和今年毕业的630万师弟师妹一起找工作。
教育公平迁变之路
“我们的学生和以前的大师有很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在那些大师的心中留下了民族精神的烙印”
文|本刊记者 张旭
2010年3月，教育，这个与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关联的重要话题，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及“两会”召开而成为中国发展议事日程上的重中之重。在那些来自“两会”且可被视作意见的声音中，质量、教育公平、改革创新等是获议最多的内容；而在《纲要》实施的第一年，有关这些问题的建言或许正是绘制十年后中国教育发展图景的笔触。
如何实现4%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是《纲要》里非常抢眼的一句话，除因为明确了达到这个比例的时间点，还因为4%的目标提了17年却从没实现。
对于这个17年未践的承诺，财政部给出的解释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较低。然而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却无一例外地相信，现在国家“不差钱”。
“提了那么多年仍然不能实现，这里面有中国GDP增长快和教育支出需求大等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总结道，“但关键还是执行的意识不够强。”而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则直言“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都比我们高，难道我们比人家更缺钱吗？教育是长线投资，今天不投，明天怎么办？建设人才强国，投入不到位怎么建设？”秦绍德说，一些领导缺少“哪怕勒紧裤带也要投教育”的意识，这才是4%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然而，考虑到教育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财政的现实，实现4%所需的显然还不只是强化意识。
四川省广安市2009年GDP总额为450亿元，一般预算收入16.2亿元，后者占前者比例为3.6%。同年，广安市的财政收入为15亿元，在一般预算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92%。“这些财政收入大部分还都是从中央和省里面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介绍说，“换句话讲，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资金来办教育，结果就是办不起来！4%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很重要，但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是因为对于一些贫穷地区而言，“甚至即使投入100%，可能也仅够吃饭而已”，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汪苹如此解释，“而一些富裕的地方，根本不用投入4%就能把教育办好。”汪苹据此认为，实现4%，首先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明确国家和地方各自投入比例的不同标准，否则贫穷地区的教育永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比例4%的水平，而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教育的起点公平。
教育公平之路
与教育投入标准缺失相比，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公问题无疑令更多人深有体会。汪苹指出，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相联系，在一时难以对户籍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之前，至少可以通过弱化二者间僵化的联系来促进教育公平。
“纳税的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公民在哪里纳税，获得税收的地方就应该为纳税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把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税收联系在一起，那么为某个地方纳税的非户籍人口或其子女在当地享受平等的教育服务，也是说得通的。”汪苹说。
康永恒则更加关注2009年教师绩效工资改革造成的不公平。
事实上，教师工作的内容和水平并不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然而绩效工资改革却要求由地方为教师筹集资金。于是，标准不统一和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便在绩效工资问题上造成了新的不公。“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地方每人4万多，而有的地方却连1万都不到”，康永恒说，“教育部在考虑有些问题的时候缺乏通盘的考虑，关起门来办教育，人民很难满意。”
作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秦绍德并不认同将“公平”作为自主招生改革的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在自主招生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公平问题，否则，招收更适合高校培养目标进而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根本目的将难以实现。
据秦绍德介绍，有些学校的自主招生，由于面试程序设置不合理，导致了不公平的现象。“几个学生同时和教授们谈，在有限的时间里，会说的学生占去了很长的时间，不善表达的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这就是不公平。”秦绍德说，复旦的经验是，考生分组和教授分组均通过抽签形成，且直至考试当天早上再抽签决定考生组与教授组的对应关系，以此避免出现“条子生”；考试过程中，每个考生要和每位教授单独谈15分钟，保证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充分表现自己。尽管就自主招生而言，复旦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尚存争议，但其为实现程序公正所做的努力与尝试，对于如今诟病颇多的各类升学考试来说，无疑具有启示价值。
创造性人才缺失原因何在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创造性的人才？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教育界专家的思考结论大多指向价值培育的缺失。
在罗崇敏看来，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价值流失和教育创造力缺失，而价值流失和创造力缺失则是创造性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罗崇敏用“学校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学习情场化”来说明价值流失的具体表现。“学校缺少创造的自由，学术以金钱为导向，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充满情绪而缺少理性，我们的教育因此变得功绩化、功利化、世俗化。”罗崇敏说，教育体制中的价值缺失使学生疏于引领的自觉，而一味盲目地适应现实，“钱学森说没有大师人才，我认为和我们这样的教育体制有极大的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则强调，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更要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这是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关键所在。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隐性知识是可以触发显性知识的知识，思想就是一种重要的隐性知识。”欧进萍说，“没有知识和能力的学生干不成事，但是有知识有能力没有思想的学生不知道干什么事，这就是缺少创造性。”
欧进萍所说的思想是社会责任和民族精神。为了培养这样的思想，大连理工大学的一项重要探索便是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具备更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我们的学生和以前的大师有很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在那些大师的心中留下了民族精神的烙印。”欧进萍说。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不普及不提高，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
——《政府工作报告》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都比我们高，难道我们比人家更缺钱吗？教育是长线投资，今天不投，明天怎么办？建设人才强国，投入不到位怎么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学校缺少创造的自由，学术以金钱为导向，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充满情绪而缺少理性，我们的教育因此变得功绩化、功利化、世俗化。”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
公立医院改革难题待解
公立医院的改革，会否是解开世界级难题的钥匙所在？回归公益，要考虑现在公益性的体制能否运转起来
文|本刊记者 刘彦昆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的一个县医院有500个职工，但每年财政给他拨款30万。”全国人大代表、广安市人大副主任康永恒说，“我们医院的院长有一次来找我，当然他是开玩笑的说，我们不要那个财政拨款行不行，只要那个110送的人不给我就行。”院长说我们不挣钱，医院怎么运转，每年的拨款连离退休人员的工资都不够发。
之前担任副市长分管医疗时，康永恒亲历了医改的前半部分过程。“所有医疗停止拨款，全面推向市场化，结果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医院的社会定位错了，要回归他的社会公益性。”
但康永恒说，回归公益，则要考虑现在的公益性的体制能够运转起来。
什么才是“公益性”
2月，卫生部、人保部、财政部及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试点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同时把“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鼓励多元化办医”作为改革重点。
有人不无疑惑：“公益性”与“引入市场机制”不矛盾吗？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路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看来，虽然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已被明确，但是，有关部门还没有对“公益性”的概念作出权威解释。“目标是模糊的，医院怎么做呢？”
“在一些老百姓的眼里，‘公益性’就是‘不花钱看病’，显然，中国的财力做不到，甚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孙建方说。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告诉本刊记者，不能用传统观念来理解何谓“公益性”，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医疗服务供应能力显著提高”。“即使我们的医保能为病人全部埋单，但是在医院方面，仅能提供有限的床位和服务能力，病人的需求依然得不到满足，这样的服务水平能体现‘公益性’吗？”
“公益医院的服务能力必须扩大，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刘国恩说。
谁来为医院付费
“公立医院当下的难题一是投入，二是管理。”康永恒说。对什么是“公益性”，另一个广泛的理解是“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这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
目前，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占不到医院全部收入的10%，所有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靠医院自己解决，这也成了“以药养医”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介绍说，医院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医药加成、服务诊疗费和政府财政投入，其中医药加成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以上，“现在要取消‘以药养医’，填补这个‘大窟窿’，是个大问题。”
在本刊记者的走访中，一些医院院长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全国人大代表、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说：“医院收入的90%是要自己去市场找钱，怎能体现‘公益性’？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节点。”
而新医改的一个思路是：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实现由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补偿的机制。但是，补偿多少以及怎样补偿都未明确，在刘国恩看来，如果狭隘地认为“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我们的融资渠道就仅仅局限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来源，财力背不起这个“大包袱”。
“要开拓更新的融资渠道。要使老百姓因改革而受惠，财政投入要扩大，并且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扩大医疗服务的供应量，缩小供需缺口，” 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说，“这才是公益性的最大体现。”
“放开”的效用
孙建方介绍说，南京有一所大型台资医院，从公立医院退休的骨干医师被高薪聘来坐诊，医院的环境和服务态度都很好，价格又不比公立医院高，几年来运转得很规范。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这样高水平的民营医院可谓凤毛麟角，大多数民营医院其实只有“门诊部”的规模，因为过度追逐经济效益，给人们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孙建方分析说，上述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民营医院没有一个健全的准入和管理机制，民营医院没有形成与公立医院有序竞争的局面。”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医学院党委书记武广华看来，虽然国家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但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某些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以各种借口相抵制或刁难，“有些人认为，这些医疗机构不属于政府管理，他们怕不听指挥，难以监管，也怕它们与公立医院争饭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的希望是：医院不分公立民营，能够得到同等政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他的医院招聘来的人才不能像公立医院那样可以享受到例如解决户口这样的政策，而病人看病也不能享受医保。
孙建方的想法是，政府把准入机制放开，监管要到位，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和税收政策，医院间有了竞争，对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才是好事情。“这如同去饭店吃饭，不管谁办的饭店，只要做的菜肴美味可口自然会招徕客人光顾。”在他看来，“放开市场”的另一个效用是“引入市场机制”，“现在国家对医院内部的分配、运行和人事制度管得太多，如果医院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它会按照市场规则来自我要求。”
新的试验已经开始
在一些医学专家与从业人士看来，同样要“放开”的，还有医生的执业资格。
刘国恩曾经针对北京协和医院里的一些优秀的医生做过一个随机调查，这些医生的孩子大多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却没有一个孩子学医。刘国恩对此感到吃惊，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的医生队伍“不独立，不自由，没有创业空间”。
中国的医生是“事业单位人”，医生的执业证书明确了一个医生具体在哪个地方，在哪所医院哪个科室执业。“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即使一个医生救治路边人都是‘违法’的，因为他离开供职的医院就没有行医资格。”
不久前，北京市卫生局传出消息：北京市将试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方案预计今年上半年可获准执行。这个试验也许会衍生“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是否将转型为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唱戏的台子多了，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如何解决”等新问题，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它仍旧是一种“为医生松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办法。
这些从业者们满怀者希翼：民营医院院长王执礼期待着扶持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关心的则是政府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与取消药品加成能否同步。
新的试验已经开始，今年将有16个城市率先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舆论认为，无论成功与否，这些试验都将为全国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作为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的刘国恩说，只要能够保证“开放社会融资”以及“给医务人员松绑”这两个大方向，管理和技术层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和试点探索清楚并加以解决。(谈乐炎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尽力为这些不幸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更多帮助。
——《政府工作报告》
“医院收入的90%是要自己去市场找钱，怎能体现‘公益性’？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节点。”
——全国人大代表、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
“如果狭隘地认为“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我们的融资渠道就仅仅局限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来源，财力背不起这个“大包袱。”
——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
住房体制重构危局
中国房地产在民众的集体声讨中，越发偏离价值中枢。今年两会期间，《住房保障法》被多名代表、委员提及，这部被称为中国住房保障体制重构的法律还未见雏形，博弈却已开始
文|本刊记者 朱文强
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
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网友郑重承诺，在任期内一定“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3月15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六环路以外均价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10409元。就在统计数字发布当天，3家央企争先恐后地制造了北京新“地王”。
3月18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杜渊泉透露，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外，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市场，但并未给出具体时间表。
高昂的房价，成为中国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肇始于1988年的中国房改经历了多年的阵痛，如今已走到悬崖边缘。中国房价将何去何从？如何保障普通民众的住房需求？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执政者做出一个睿智的抉择。
政府干预下的中国房价悬疑
如今，想要在北京四环附近买一套70平米的住房，你至少需要付出200万元。经历了2008年的低谷，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以井喷式的行情宣泄着涨价的逻辑。
无独有偶，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海南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幕更加疯狂的荒诞剧，三亚的房价几乎“一天一变”，楼盘均价迅速破万元大关。
房价的疯狂，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泡沫的阵痛。SOHO中国联席总裁潘石屹回忆，当时在海南的所有房地产开发商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楼盘还在设计阶段，地皮已经被倒卖了无数遍。
房价确实涨疯了。
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说：“如果再不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痼疾，北京房价涨到5万也不是不可能。”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房价疯涨的现实中，中国民众“安居才能乐业”的愿望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今年两会期间，住房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民生热点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表示，去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12万亿元，全国住房销售总额就达到6万亿元。“这意味着去年全国人民买东西的钱，有一半花在房子上！”
中国民众望房兴叹，平抑房价已刻不容缓。
今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俗称“国十一条”)，明确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房价的过度上涨。
与此同时，2010年1月份第一周，银行信贷爆出6000亿天量，日均近1000亿。舆论哗然，在去年保八的环境下，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部分新增贷款演变成投机性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虽然政府一再出面澄清，但质疑声不绝。
2010年1月13日，央行宣布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一前一后，如此密集的政策出台，显示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态度，但效果却与民众期望值相距甚远。
中国的房价还能不能降？中国百姓何时才能不为房子所累？
从近5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来看，楼市上涨的黄金期恰恰伴随着政府调控政策的密集期。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927信贷新政”)，也曾被舆论寄予厚望，但短暂的平抑过去后，房价依然涨声一片。
中国政府多年来奉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都是从抑制需求入手，通常的手段是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舆论普遍认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这种调控手段并未触及行业根本的发展理念。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其次才是投资。如果不改革，调控恐难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供不应求的格局下，房价必然越调越高。
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认为，要控制房价必须要采取多种形式实施土地出让，规范竞标方式，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减少地方政府完全依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要把房地产真正还给市场。”戴皓说。
3月15日，中国远洋子公司远豪置业以40.8亿元的价格获得大望京地块，折合楼面价格2.75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新单价地王。当天下午，这个刚诞生的地王便易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北京世博宏业以17.6亿远的总价获得海淀东升乡地块，楼面价格达到了2.9万元/平方米；中信地产以52.4亿元总价竞得大兴亦庄地块，成为总价新地王。
3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央企开发商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不贵”，这与民众高房价的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伴随着新“地王”诞生，“地王”周边的二手房价格应声上涨。
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共拿出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364个字来谈论如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保障居民住房需求的问题。
在政府、开发商、民众之间微妙的博弈中，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充满悬疑。
高房价压力下的“二次房改”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力量互相博弈的过程中，高房价使得“二次房改”的呼声越来越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公司董事长宗庆后、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各自联合了30余名代表，向“两会”提交建议、议案，力推“二次房改”。早在2009年6月，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原副处长、住宅法专家李明就提出了“二次房改”的概念。
“三三制”成为“二次房改”的核心，“三三制”住房制度方案将占中国城镇人口80%的中等及低收入家庭均纳入可享受保障房或平价房之列。该制度强调以“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四定两竞”模式供地。这与我国现有住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将住房定位为民生，而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各级政府已解决的住房困难户仅占7%左右，而廉租住房的覆盖面仅有1%。昆明市还出现了经济适用房“一冷一热”的现象，一方面低收入家庭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因无法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很多人放弃了经适房的名额。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局长杨小平说：“目前的政策使得银行资金无法惠及普通百姓，在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也要允许银行介入到这个领域。”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说：“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房价上涨过快，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供给、需求和管理上的问题。”
杨小平同样认为，解决目前中国房价过高的根本还是在于增加供给，“推行物业税可以抑制炒房，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另一位人大代表李晓东给出的建议则是要强力监管房产信贷，并且对闲置房产一律征税，对房产租赁则进行鼓励。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长蔡奇说：“房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不在于它的价位，而在于它的相对稳定，能够适应和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增长肯定是趋势，只是这种增长要跟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当然，房价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政府只能从中进行引导，走向还是市场决定。”
“三三制”如果能实施，将彻底颠覆当前中国“全面市场化”的住房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