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城”的困惑
因为一段非洲情缘，林雪对于广州城市中的“非洲版图”了然于心，“有人说大概有20万，但是经常接触就会发现，绝对不只是这个数字。”
林雪甚至对于非裔族群的分布作了一个详细的划分：在广州的外国人有三派，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在荔湾区的东风路和天河，黑人就分布在环市中和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城，其中尼日利亚人主要活动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居住在环市路附近的下塘西，刚果(金)和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则在环市中的天秀大厦和童心南一带。
由于肤色，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就拿尼日利亚商人来说，因为美元与奈拉汇价的关系，很多人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轻易下定单。”林雪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上个礼拜听说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林雪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位黑人朋友在办公室的纸箱里睡了2个星期，甚至还听说某办公室一晚睡了8个人。
《南方周末》时事观察员曹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非洲人在广东跟当地警方的冲突涉及到的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个体，帕斯特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巧克力城”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所面临的压力，而7月15日百余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矿泉派出所前所表达的愤怒，则是他们的一次回应。
必须正视的管理难题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新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与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
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像。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痛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彷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