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说周家的家规很多，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邓在军：周家家风严谨，家规严格，这我深有体会。在这众多的家规中伯伯最强调的一条就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条家规我和尔均都遵守得很自觉。有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人问起来，我们就装糊涂；在公开场合见到总理也不能跟他打招呼。但周家的家风也有很和谐宽松的一面，上世纪60年代，每年春节我们在京的亲属到西花厅团聚，伯伯都会抽时间和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他还特别爱孩子，更不允许我们随便打孩子。有一次，我带孩子在伯伯家吃饭，孩子才一岁多，看到炒鸡蛋就用手去抓，我觉得在总理面前没把孩子教育好特别没面子，就打了孩子一下，总理不高兴了，说：你为什么打她，在她这个年纪手就是最好的工具，你们不要乱打孩子，要实是求事。这件事在我今后教育孩子的时候受益很大，也学会了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尊重他们的观点和想法。
记者：为了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您导演拍摄了12集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还获得了中国电视金鹰奖，这是不是付了您很多的感情和心血？
邓在军：是啊，我想伯伯生前，我们除了有限的探望，从来没为老人家做过什么。我在中央台做导演近40年，拍了很多片子，包括领袖题材的电视片，却从来没有宣传过自己的伯伯。他百年诞辰了，在这个难得的时候，为什么不拍一部电视作品来表达我们对他真挚的感情和追思，并以此来纪念他无比光辉的一生呢？这不仅是我们亲属对他关怀之恩的朴素回报，也是表达全中国人的情感，是我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制作这部专题片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摄制组全体人员，都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们共采访了中外各界人士400多人，其中有与总理建下深厚友谊的西哈努克亲王，有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卫士，还有总理深切关怀过的文艺界人士等。在采访过程中人们给我们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有总理在余震未停的邢台指挥救灾，有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仍关注着著名演员秦怡患病的孩子，还有日本友人对总理的尊敬、崇拜。特别是一位与周恩来共创觉悟社的百岁老人，他失去记忆多年，连自己老伴都不认识了，可一看到总理的遗像突然眼睛一亮，眼圈一红沙哑地喊道：“音容宛在，永别难忘”。这是他在总理逝世当天写下的一句话。这一个个小小的细节，都让我们特别感动。
记者：您的工作性质很特别，又要照顾到家庭、孩子，您是怎么处理好夫妻关系、培养好孩子们的？
邓在军：对于每个人来说，家庭就是基础，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刚转入中央台，我每天都跑到台里看别人转播，学习观摩，经常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尔均心疼我，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买了台黑白电视机，虽然我心疼钱，但心里感觉很温暖。
后来我在台里工作越来越忙，经常几个月回不了家，换季的时候都是尔均或孩子们来给我送衣服、送水果，我们剧组里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如果丈夫对我有关点不信任，我们就过不到一起了。
周尔均：在军这人直率、开朗、热情，“文革”期间，我也受到冲击，精神很痛苦，再加上得了冠心病，我就很消沉，老想这人活着太累，甚至想到过自杀。那时她很担心我会做出蠢事，总安慰我：别想太多，大不了我陪你回农村种地去。患难之中，这种精神上的互相慰藉让我们相依相扶熬过了困难时期。
邓在军：对孩子的教育我们一直认为，最根本的是身教，是自己的榜样作用。我们很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有德才能不只为自己活着，为名利活着。在生活上我们还要尽量让孩子感觉自由温馨。如果家里有了十块钱的剩余，我们就要盘算一下，坐车的路费加门票费再加买面包的钱，够了，我们全家就可以到动物园玩一趟，让孩子在大自然中恢复童心，让他们享受家庭的快乐、游戏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