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文革”这场民族灾难的发生。大家都为能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而激动，为周总理这样关心排练和演出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东方红》的演职员，个个都是尖子。大歌舞节目，个个堪称精品。人类历史处在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有些事，有些人，历史上只能有那么一个。《东方红》就是历史上的惟一。十年浩劫后，胡耀邦同志提出再拍一部像《东方红》那样的珍品，集中了文艺界的人才，花费许多时间和财力物力，拍了一部《中国革命之歌》。但是，尽管做了很大努力，怎么也不能与《东方红》相比。《中国革命之歌》是分上下两集在电视中播放的。我曾问七妈邓颖超对这个片子的观感，她笑着回答我说：“看了上集，不如《东方红》；看了下集，不如上集。”
转播《东方红》，还有一个插曲。
人民大会堂现在已经名副其实，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去参观。而在60年代初期，情况不是这样，进人民大会堂，要经过严格政审。如果电视转播某些会议或演出，中央电视台也不能随便派人，而是预先定有一个准许进大会堂人选的“常备名单”。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沾了点儿总理的“光”。我误填了“地主”出身，在其他情况下，是没资格进“常备名单”的，但是，我成了总理家的亲戚，这道“光环”多少抵消了我的出身问题。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潇洒大气，不过，有些方面却显得格外严谨。在我第一次搞电视转播时，就因此而紧张极了，生怕出错。当时，转播有个政治性规定：对“三副二高”以上的领导，一定要给镜头。所谓“三副二高”，是指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他们不仅要给镜头，还规定了相应的镜头比例、大小，镜头的次数也有规定，除了每人一次以外，还要从左至右摇一次，从右至左摇一次。当然，还必须注意顺序不能出错，如果把职务高的摄到职务低的后面了，这属于政治事故，回来肯定挨批作检讨。总之，这种有政治领导人物出席的转播，规定非常严格，好在这方面我没出过错。
那个时候，人民大会堂里会议和各种重要活动很多，为了转播方便及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专门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人民大会堂要求很严，规定机器不准上舞台，不准在台下前座架机，原因是影响领导观看节目和行动。但毛泽东主席观看《东方红》的这一次，破例了。我们不仅获准在舞台的上下场地各设了一台机器，台下正面也架了一台。
按照程序，演出开始前，我们会打亮场灯，首长一入座，镜头就要按照程序跟进来，先给主要首长镜头，接着赶快瞄准第二号人物，好决定是先往左摇还是右摇。那情景很紧张，像打仗一样，不然首长是不会等你的，马上黑灯开演。如果有些人的镜头来不及出，就又是一次政治事故。
毛泽东主席来的这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来了。我在地下室的机房里转播。
毛主席出现的一刹那，我极为兴奋。以往也在天安门广场转播过毛主席的画面，但从没有近距离转播过，这次虽然也不能亲眼见到，但毕竟是距离最近的一回。追星族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个追星族，像无数中国人一样，追的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在我的感觉中，如果能见到他，肯定会比见到爹娘还亲，是天大的福分。我按捺住强烈的心跳，让镜头在毛主席身上停了好长时间。虽然激动，我还没有乱了方寸，按照规定完成了其他领导人的出镜。在无比幸福喜悦的心情中，我又紧张又严肃地完成了这次导播任务，没有出一点差错。
一百岁的老人如果成为追星族，肯定会是个奇迹。所以一般来讲，追星的热情与年龄阅历是成反比的。现在，我会尊敬任何值得尊敬的大人物，但却不可能会去追什么星了。我会冷静和理智地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会以更求实的态度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文/邓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