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10天的训练营，收费8000元，小学六年级学生琪琪因为此前听过李阳的讲座，可以享受打八折的优惠。她在广州从事个体户经营的爸妈，只需为她这10天的培训支付6400元。
“我那个时候特别累，特别特别地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1岁的小女孩还是忍不住叹息。小女孩未来想做翻译，“因为李阳老师说，做翻译讲几句话，就有几万块钱。”
训练营里，平时睡9个小时的她，现在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课堂上，她很想睡觉，可想到爸妈为自己交了那么多的钱，她还是一再告诫自己，再坚持一会儿。而她背后的墙上，则贴着大大的标语“你有没有想过你配不配吃这顿饭？”
在小女孩的想像里，只要学好了英语，以后就可以去美国的大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美元赚，可以做翻译，养爸妈。”尽管在寒风中听黑人教官训话时，她一脸茫然地含着棒棒糖，但孩子的心中还存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梦。
最终实在坚持不住的她，在莲·派克的镜头下，躺在几张凳子上睡着了。上课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她会把头埋在同学的怀里悄悄睡一会儿。她是训练营里最小的学生，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她。
当她的一阵忘我的英语朗读获得高分，被评委老师高高举上肩头后，小女孩的训练营生活也正式宣告结束。
而李阳老师，又开始了他另一端奔波的旅程。“我很累，我非常累。”在不停颠簸的车上，李阳诉说着他的心声。不过，他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有太多的人还需要我去教他们。我想用英语改变这个国家。”说完这些，镜头里这个自信的男人还是在汽车的摇摇晃晃中睡去了。
他真的累了。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就在李阳沉沉睡去的时候，奥运也早已跨过2008年的门槛，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统计，2007年北京市外语人口已达到550万。李阳的“哥们儿”刘文立的名字前，又多了一个称谓：“奥运公益民警”。
被越来越长的名号加身的刘文立，这一年，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与奥运相关的活动，或是免费给各单位做公益性质的学英语讲座。奇怪的是，这位奥运公益民警，在给人做报告时从不结巴，讲起英语来也时快时慢、随心所欲，但当跟他用中文聊天时，聊着聊着就有点儿结巴。提到自己时，刘文立一般不用我，而以“本人”自称。
在北京学外语圈里混出的名声，常常让刘文立觉得自己还算成功。参加活动时，他很喜欢和名人合影，并把照片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但失败感也很容易涌上他的心头，因为同样是名人，他每天还得倒三趟公交车上下班。“哪有名人过这种生活的？”他反问。
他和被清华学生称为“馒头神”的张立勇是很好的朋友。他很羡慕这位朋友如今能在外国的大公司做事，收入不错。刘文立没有孩子，妻子加班的时候，他常常靠学英语来打发时光。“英语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
目前的刘文立正期待着6年后的生活。因为6年后，他就可以办退休，然后就可以像张立勇一样。
而出租车司机孟寒光从没敢想过退休生活。他还在吃力地学着英语，尽管经常被10来岁的儿子嘲笑：“您那不行，老外根本听不懂。”但他还是不愿放弃。因为他那几句并不流利的英语，这几年带给了他太多的东西。他成了为奥运官员服务的司机，时常还会拉一些固定的外国客人，这也让他在日常的服务中变得更加细心。他除了学英语，每天都会买一份报纸，将报上的天气预报折整齐，夹在车前，以提醒乘客注意天气。
孟寒光的努力也没白费。在2006年被评为集团的四星员工后，去年他又被评为五星员工。
“几千人的集团里，就这么6个人五星啊。”孟寒光说话时脸上一副美滋滋的表情。当得知莲·派克的纪录片即将公映，自己与杜大卫、李阳这些英语名人出现在同一部片子里时，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说：“那一定得去看看，里面可是有我自己啊！”
2008年春节，外教杜大卫又去剧院看了场京剧《美猴王》。不像其他观众只盯着舞台上的演员，他不时看着舞台下面的中英文对照电子显示屏。这次与上次不同，他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什么英语错误。不过在新东安市场前的场地上，他还是发现了一句很有名的奥运口号，开头就漏掉了一个字母。
从那之后，以前只是断断续续过来给老杨他们上课的老杜，这半年来坚持每周都过来。在他看来，奥运已经来了，但中国人的英语还要走更远的路。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带着疑问来的莲·派克，找到了她需要的一部分答案。不过，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也发现自己已经被悄悄地改变。
“整部影片是激励人心的。不仅关于学英语，还有关于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她原本想发现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结果却发现自己完全被这种热情所感染。“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让我意识到这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到新加坡后，只会说汉语却不会认汉字的莲·派克，为自己这部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纪录片取名：《我为“英语”狂》(Mad about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