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捡回的脸面
当莲·派克把镜头对准杨景琇等一批老人英语爱好者时，老人们则向她推荐了北京市民学外语的典范刘文立。
42岁的刘文立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公园派出所的民警，从1995年开始自学英语，至今已能简略讲13种语言。
面对镜头，这位民警一如既往地秀了他那段用13国语言串起来的脱口秀。有网友看了纪录片发行方在网上发布的宣传短片后评价道：“简直秀逗了！”
如今，站在景山之顶的万春亭下，说起当时拍纪录片时的情景，刘文立始终觉得那是自己“拍得比较失败的一段”。而当他回顾起自己学英语的历程时，竟夹杂着几丝难言的酸涩。
1995年在世界妇女大会会场周围执勤时，因为不懂外语，令他在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士面前“丢了脸”。从此，他发狠学起了英语。由于在派出所只是个电工，加上平常说话有点儿结巴，使他担心别人知道自己学英语后会说风凉话，于是只能偷偷摸摸地学。
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就你，还是歇了吧。”风凉话果然如期而至，但刘文立一直厚着脸，决定坚持到底。
“第一条，就是臭不要脸，要敢开口说英语。”有大学生游客在亭子下认出了刘文立，向他讨教经验，他揪了一下自己的脸说道。
终于，刘文立那张一度丢了的脸，在6年之后完全拣了回来。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极大地调动起北京市民学外语、讲外语的热情。当年10月，刘文立所在的公安系统举行了英语演讲比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获得了西城区第一名。
领导为了让他发挥特长，并起到带领其他民警学习外语的模范作用，在2002年3月把他调到北海公园派出所，负责在外国游人较多的景山公园执勤。而在此之前，为了跟老外练习英语，身着警服的刘文立曾多次冒充这个地段的民警，主动跟老外搭话。
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这一切了。
刘文立患有牛皮癣，遇冷容易发作。莲·派克找到他那天，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但他还是忍着浑身的不舒服配合拍摄。
原因很简单。“既然是宣传北京2008的,那我就干。”他说。
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
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那么，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教室前排，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这让老杨很是着急，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
“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如果不能参与奥运，会终生遗憾的。”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派克。当然，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
早在2000年年底，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表示自己想学英语。那时，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领导让他等着。于是，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陪读”。结果1年陪读下来，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
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
“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不过，当再仔细看时，他忍不住摇头感叹，“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错误太明显”。
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
不久，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从此，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挑刺儿”的白胡子老外。
“我要帮你们改过来。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告诉对方。
老杜还干的一件“不必给钱”的活儿，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