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制度安排决定财富增长
我最近看过一份研究报告，讲述人类六千年财富积累的曲线。五百年以前，全世界的财富是一样的，消费的形式差不多，穷人跟富人差不多，人类的财富跟文化没有关系。什么时候开始财富突然有一个快速的上升？五百年以前。五百年以前西班牙开始发达，三百年以前英国人开始发达，两百年以前美国人开始发达，五十年以前亚洲四小龙开始发达。这个曲线说明一个问题：制度安排决定财富增长。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穷肯定不是我们的能力问题，而是制度安排有问题。大而广之地说，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文化，天下没有什么不是文化催生的。我们应该积极改善智慧，着力去创造财富。
我非常赞同胡子敬的观点。湖南人耿直、执着，湖南的企业也如是。这两天置身远大公司，看到超乎寻常的细节关注和张跃本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个人很受感动。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张跃在远大强调执行，强调准确，甚至不惜有点过分，我认为这对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完善组织是非常好的。在这点上，我从内心对湖南的企业怀有深深的敬意，如果这种湖湘文化能够在企业运作方面发挥到极致，我认为中国的企业无人能相匹敌。我前22年是在西安长大，后22年是在北京，所以是从一个非常混合的角度来观察湖南的企业，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能有更多机会向湖南的优秀企业学习，也希望湖南的优秀人才加入我们的公司。
王石：中国企业需要数字化管理
环境对这个地区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存在什么争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跟其地理位置，即到海边的半径有关系，对此我非常赞同，为什么江浙出大商人？因为他们就是靠海。为什么山东会有比较接近现代企业的东西，出了像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因为它具备通商口岸的地理优势。由此说来，湖南在地理上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看到，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文化工作者是来自于湖南，而在深圳企业家群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湖南人，这就非常有意思。湖南人的精神非常执着，有一种敢为人先、锲而不舍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许多特性从农业来讲是优势，从工业来讲可能是劣势。比如，按胡祖六先生的说法，搞经济一定要用数字来描述，因为商业社会一定是要用数字化来说话的。之所以中国长期不能进步，就是不能数字化。我们企业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记得前年在香港企业论坛会上谈到中国新兴企业家将来的发展目标，五位企业家中有三位都说未来十年之内要进入世界五百强。这个口号数字概念很不清楚，因为根据你的行业，你的进步和你掌握的资源，十年之内进入五百强，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企业家们都把这个目标大而化之，搞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远大在数字这方面非常清楚，这恰好是中国文明缺乏的。由此，我相信，湖南企业是非常有希望的。
张维迎：做企业如同干革命
刚才王石讲中国历史缺乏数字化管理，我不这样认为。另外我发现，与海洋的距离，主要是运行的问题，于此，湖南未必劣势，长江本身是个优势。我来湖南很少，接触湖南人有一些，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有好几位湖南人，而且我特别喜欢湖南人，我这次招的学生很多都是湖南人。湖南人不要担心湖南不会有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很多特质和干革命是一样的。我觉得湖南人可以做好企业家，关键是制度要摆好。制度改变了，原来做革命的那些人都会去做企业的。胡祖六是很典型的例子。
徐少春：湖湘文化是创业文化
我是湖南沅江人，16岁离开湖南，在南京待了四年，在北京待了两年半，在武汉待了两年，在广东、深圳待了15年。这次回到湖南，我一直在思考湖南的文化。湖南地理环境很特别，东南西三面环山，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湖南冬天特别的冷，夏天又特别的热。湖南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地理环境和气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但也就培育了湖南人长期以来那种抗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管天气变化，我行我素，越辣越要吃辣椒，越冷越要跳到江里去游泳。
我觉得，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文化，有远大理想，敢为天下先，但又脚踏实地。很遗憾，这样一种文化应该说是一种军政文化。有人对清朝军政人物做过调查，其中71％就是咱们湖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当然，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当中，湖南要在继承过去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倡导现代的商业文化。我想从我个人的体验和感受谈谈湖湘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结合。
第一，我觉得湖湘文化很适合创业。如果说在创业过程当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很有可能打开局面，创造市场。1991年－1998年，我们公司早些时候很大程度上受了湖南文化的影响。第二，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已经打开了一个市场局面，需要守业，把企业经营管理好，从地方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多地要吸纳其他地方的文化，包括全球先进的文化，把湖湘文化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有效结合起来，企业就能够做得更大。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湖湘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变革和转型。过去曾国藩讲立生、立言、立德，我看要再加上一个立业，才能更好地迎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