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肯定性行动”与“逆向歧视”
历史上，美国白人通过形形色色的种族剥削、歧视与隔离，并通过强化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剥夺了黑人获得宝贵和稀有资源的权利，使今天大多数美国黑人因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工作不稳定而沦为社会底层。如果承认黑人因其肤色和种族属性而经受了严重的歧视，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该为当代黑人的状况与地位负责，对广大黑人进行补偿以弥补历史上社会的不公正行为。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政府和一些相关机构认为实施“反向”的政策是必要的，于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着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修正当代和历史上因种族歧视而造成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这些为了修正美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对一些弱势群体的不公正与歧视而颁布的政策、法令被称为“肯定性行动”，其目的是禁止歧视被法令列为受保护的群体（如非洲裔美国人、妇女等），从而能够为长期处于弱势的群体消除制度的、单凭个体力量所无法克服的障碍，以使他们在就业、居住、教育及医疗等方面享有平等机会。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肯定性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不断减少并结束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性措施，使以往在历史上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群真正成为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平等的一员。而终止这一政策的前提是种族主义在美国销声匿迹，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所享有的平等不仅仅限于法律保障下的公民平等权利，而是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地位平等。
支持者认为，“肯定性行动”通过为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增多机会而在各群体间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平等。在劳动力市场和高校入学中“肯定性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种族在高校录取时成为一个被考虑因素，许多学校还专门为弱势群体设立特定奖学金，以纠正弱势群体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例不足的现象。美国各级政府还特设基金等措施扶持弱势群体经营商业。但所有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律诉讼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高校人学时实行的“种族配额”被认为违宪。由于“肯定性行动”大多是倾向于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这招致许多指责，批评者认为这样做无助于贫穷的白人和亚裔。正因为如此，“肯定性行动”从出台伊始就招致批评，它被误读为强迫公司在聘用职员时、高校在录取新生时要预留特定百分比给弱势群体成员，即使他们的能力或学历比白人逊色。“肯定性行动”激起了美国白人特别是中下层男性白人的普遍不满，纷纷指责“肯定性行动”有违择优录用的制度和机会平等的原则，他们要求捍卫个人自由，维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反对国家干预私营经济。这些呼声立即汇入到同时期盛行的强烈要求维护西方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中。
保守主义思潮影响所及，许多白人民众抗拒改变。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肯定性行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立的双方均试图为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意义，藉此影响辩论的结果。经常被运用的技巧包括比喻、挪用等，把问题放置在特定的类别，诱导民众依一个隐含的程序来思虑。在美国这场关于“平等权利”的争论中，“逆向歧视”就是一个充满偏颇的观念。
所谓“逆向歧视”通常指对在社会政治上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群（特别是妇女和少数族群）有利的具有“歧视性”的政策或行为，而不是有利于在社会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由此可见，“逆向歧视”是对美国政府修正行为的一个极不准确的标注。自从美国政府实施“肯定性行动”以来，关于“平等权利”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而相关讨论常常将“肯定性行动”引入实则是对许多美国白人男性造成歧视这一歧见中。于是，“逆向歧视”观念被有意发展为攻击美国联邦政府修正几个世纪以来白人针对有色种人的种族歧视做法的一部分，一些政客更是以“逆向歧视”来反对立法，实乃荒谬绝伦、颠倒是非。如果美国果真存在“逆向歧视”，那就意味着，在白人长期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之后，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居于支配地位的黑人群体对大多数美国白人实行了巨大的制度化歧视；美国有关住房、教育和就业等一些重要部门应由非洲裔美国人来掌控，同时联邦各级官员应主要由黑人担任，而且处于决策地位的黑人还针对白人采取了很多歧视性的措施；由于这种普遍的制度化“逆向歧视”体制，若干年后，千百万白人将遭受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低工资、失业、广泛的居住隔离和更差的学校设施。毫无疑问，这种“逆向歧视”在美国从未发生过，也根本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尤其是“肯定性行动”原本就是由美国有关机构中的白人男性构思出来的，而且“肯定性行动”计划也经常是由白人男性来主导执行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各界对“逆向歧视”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争论的中心是关于因少数族群获得优先权而使一些白人无法找到工作或得到提升的问题，对“肯定性行动”支持与否已成为理解白人对少数族群感受的一个标准。社会学家证实，大多数美国白人不赞同“对黑人的特别对待”，他们并不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黑人”。在“逆向歧视”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际，有一些学者开始就是否存在“逆向歧视”展开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与许多美国白人关于“逆向歧视”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些研究结果均证实，从1970年到1990年这20年间男性劳工的种族和族群分层只出现了轻微的变化，也就是说黑人仍基本上居于社会分层的最底层，高居在上的仍是白人男性。研究说明，与“肯定性行动”相关的白人遭受歧视的案例并不多。艾尔弗雷德?布卢姆罗森提交给劳工部一份关于1990—1994年间联邦地方法院的大约3000个有关歧视的裁决的研究报告。布卢姆罗森发现，其中涉及到“逆向歧视”的案例不到一百个，即不足4％。“在不到一百个案例中，也许20％－30％原告胜诉，而其他……70％原告败诉。原告败诉的案例基本上是原告声称他们比得到这份工作的黑人或妇女有更好的资历，而在审判结束后法官裁定他们并没有更好的资历。”另外，有关白人男性被歧视的投诉仅占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歧视投诉详细目录的1.7％。而且这些调查同时也注意到，有相当多的案例并不符合真正的“逆向歧视”（即黑人歧视白人男性），大多数案例涉及的是白人对白人男性的不利行动。
总之，“肯定性行动”对保护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非但未能消除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反而进一步恶化了“黑白”种族关系，引发出“逆向歧视”之争。2006年7月，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认，种族主义依然在美国徘徊，“改变一部法律容易，但改变人的心理较难。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并不相信我的政党”。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仍然是一个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白人种族主义还在系统地破坏美国黑人的社会和经济福利，美国黑人如今仍在各个方面落后于美国人口的平均水平。不管美国决策者、学者和公众愿意与否，“肯定性行动”计划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