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研所主动请缨下海

　　我1967年大学毕业，正赶上“文革”。那时候提出知识分子继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就被送到农垦去劳动了。种了一年半的地就分到了科学院计算所工作。那时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没心思干活儿，都在搞阶级斗争，成天斗这个斗那个。打倒“四人帮”之后，大家希望做点儿工作，看资料搞科研，人人都心里痒痒的，都想多学习多工作。这个时候国家进入到科学的春天，科研工作者地位提高了，生活逐步有改善了。

　　1978年以后我参加了三个科研成果的设计，都得过奖，但是最后的结果让我感到有点迷茫，做完以后怎么样？这个成果做完放在一边，写论文、评职称，到此而已，这个东西没变成生产力，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别的科研工作者也许没这么去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我反而比较着急，心里不舒服。

　　在这个时候科学院率先吹响科技创新的号角，院长周光召这些大科学家到国外去考察。到国外之后发现技术的进步都是在企业里面开始的，回来就想在科学院推广这个事情，希望能够通过办企业的方式把科研的成果推广出去。院长希望一部分人出来办企业。一听号召人出来，我就出来了。就在计算所传达室———里外加起来12平米的小房子，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一共11个人。

　　当时计算所的所长给我们20万元的投资，当时电脑7万块钱一台，20万元做电脑这个行业的也是很少的。这么点儿资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我们公司的员工拉平板车卖运动服装，卖电子表，旱冰鞋，这事都有过。

　　代理IBM，开发汉卡

　　当时很多单位从国外进口电脑，我们给人家做检验验收、讲课、维修机器，用这个积累资金，然后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当时进口的电脑没有中文的，我们把汉卡插在IBM或者其它电脑里面销售。那个很赚钱，利润率很高，但是绝对利润价值不高。一台电脑汉卡往里面装一下，利润高达一两万块钱。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198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给IBM做代理。当时我们根本没资格做IBM的代理。那个时候是谁能做IBM的代理立刻就能赚钱。IBM在竞争中有一个手段，谁买它的大型机，就让谁当它的代理。当时香港的中国银行电脑部，买IBM的大型机。那个电脑部的总工程师，原来是我的同事，他当不了，就找到我说，要不，咱们俩合作，你在内地找客户，我在香港给他做代理，挣了钱以后，咱们对半分。在我们穷哈哈苦哈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给了这么个机会，就非常高兴，于是就当了这个代理的代表。对于我们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后来很快我们就不做他们的代理了。没法做，他们也不重视。当时他们就推出了一款新型的PC，PS2.一推出来就压货到我们那，他们根本没想过没汉字系统卖不了，还要我们去给他们做汉字系统。

　　做代理之后我们慢慢学到了怎么去做市场推广，怎么去管理财务，怎么去做服务。慢慢懂得这些之后，我们有了基础，开始办自己的工厂，搞自己的研发，做自己的品牌。这条路是贸工技的路，先从贸开始再做自己的技术，形成自己的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