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则有关城管的新闻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一个一向以父亲是城管队员而感到自豪的10岁男孩，有一天却突然语气坚定地告诉父亲“长大了死活也不会当城管的”。作为城管队员的父亲经询问终于得知，儿子对他态度的突然转变是“因为爸爸是城管，同学们瞧不起我”。（《长江商报》12月16日）

　　这像一则黑色幽默，当记者问起这位父亲是否将儿子性格变化的真正原因告诉老师时，这位父亲决定和儿子一样，选择隐瞒自己的职业。不只是这位父亲想隐瞒自己的职业，武汉江岸区城管执法大队最新的一次队员心理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队员认为自己的职业缺乏社会认同，感到心理压力巨大，甚至向陌生人刻意隐瞒自己的职业。客观地讲，这则新闻是把城管放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来解读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城管这一“弱势”职业的怜悯。

　　但是这样的解读，这样的怜悯并不能唤起公众对城管的同情，网民们甚至拿出“报应论”来评价这一新闻事件。不是网民刻薄，而是因为基于现实之上，他们拿不出事实证据来说城管的“好”，前有天门事件魏文华之死，后有午门事件18岁少年被城管逼着跳进筒子河。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天都在上演着城管和小贩的猫鼠游戏，这画面、这场景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权力滥用如何造成了底层民众的绝境。

　　纵然城管有千般错，可是拿出“报应论”的论调来评价“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而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还是有失公允。不是所有的社会格局都可以承载“父债子还”的模式，把对城管整体形象的不满迁怒到他们的孩子们身上，并施以“报应论”舆论评价，这同样是一种非理性亢奋。

　　在“报应论”的暴力式评价中，我们可能会忽视城管们所受到的“代际损伤”。无辜的孩子仅仅因为父亲是城管而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无论如何这样的场景都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在“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而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背后，我们更应该把舆论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弥补城管们所受到的“代际损伤”上来，而不是专注于这是否城管职业的过错带来的“报应”。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也应该清醒地看到，“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是公众期望他们改善自身形象的另一种诉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