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不平凡”既表现在我们圆了奥运的百年梦想、抗击特大地震灾害等方面，也表现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突发灾难和公共事件。雪灾、地震以及各种矿难自不必说，贵州的瓮安、云南的孟连、甘肃的武都等多起群体性事件，蔓延多个城市的出租车罢运风波，还有引起恶劣国际影响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显示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各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危机的发生、发展，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不指向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上存在问题，出现了“管治危机”。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实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也超出了国家系统的能力范围，并由此造成一定程度的管治真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滥用权力；二是政府效率低下，管理代价沉重；三是缺少科学、民主的现代管理方法。

　　我们可用上述几起事件来略作说明。在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武都三起群体性事件中，虽然背后都有土地方面的原因，但干群关系的恶化显然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一般来说，管治能力由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三方面组成，但相当多的基层政府在这三个方面的应对能力都严重不足。以预警机制为例，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社情民意的迅速反应机制，好让决策者真实快捷地获取信息，及时正确地作出决策。但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另外，中国收集和反映民意的机构虽为世界之最，但由于它们没有压力，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也就不能起到疏散民怨、化解民气的“防火墙”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和重庆出租车罢运则与政府的不当监管以及缺乏行业利益组织代表有关。我曾专门谈过重庆出租车罢运，这里不说。三鹿事件的发生某种程度是因为政府有关职能机构的迟钝、拖沓和麻木，特别是“免检产品”制度导致此前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食品卫生的预警机制都不起作用。一般而言，“免检产品”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全社会要有一个好的信用环境和行业的自律以及不受管制的新闻报道。缺少这些前提条件，“免检产品”制度就容易沦为企业向职能部门输送利益的一个渠道，使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要克服政府的管治危机，重新树立政府的形象，必须削弱威权治理，强化公共治理。所谓公共治理是全球化时代政府治理发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发生管治困境乃至危机，并非由于政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

　　因此，首先要转变行政方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要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程度。

　　其次要建设一个透明的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乃至公共治理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是需要公共财政来保证的。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公共财政“缺位”和“错位”问题，即在明显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没有完全到位，而在非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却涉入过深。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官员决定，而不是由社会公众采取投票方式来确定。应该明确，财政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要从制度安排上，采取公正、公开、透明的办法使用资金，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实质性审查，以节约财政资源，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

　　第三，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政府内部的治理结构，更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与公民社会，特别是要强调发育各种利益组织，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并和政府建立起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而威权治理不能很好地调节这些利益，应该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利益组织，建立起各种民意表达机制，形成协商对话制度，从而使它们真正能维护公民的权益。

　　此外，加强官员的问责，进一步开放媒体，树立司法的权威，对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也都非常重要。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公民权益和民主意识进一步提高，由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只会有增无减，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管治将会遇到强大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容纳不同群体参与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源头上缓和社会矛盾，消解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