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一次，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被关进了监狱。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宋子文，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辞，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