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目前，在广州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建工会的有174家，组建率为54％，正在筹备建会的有8家，未建会的有141家，占43％。针对这一现状，广州市要求9月底前，此类企业工会组建率必须达到90％以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表示，此次强势推进工会入企，将变“说服老板”为“发动工人”，“工会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根本不用管老板同不同意”。
谈到工会入企，自然不能回避作为标志的沃尔玛事件。沃尔玛从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拒绝组建工会。经过努力，到2007年，沃尔玛在中国的84家分店中已有77家建立工会组织，共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入会。舆论一度认为，这是工会与跨国公司博弈中取得的巨大胜利。
现在，当我们又一次回头审视沃尔玛事件时，应当能够发现在工会的胜利中仍有其局限性。对照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的话来看，工会在与沃尔玛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路径，无非是“说服老板”。沃尔玛资方不准建立工会，上级工会便不厌其烦地与其展开谈判。从2001年开始到2006年，谈判进行了6年，其间全国总工会曾强硬表态，“抗拒工会将面对整个中国”。沃尔玛建工会最终固然迎来了柳暗花明，但人们看到的胜利中，却留下了一条“老板不点头，工会建不了”的灰暗尾巴。
广州此次工会组建工作的亮点所在，不仅是500强企业的组建率必须达到90％以上的硬指标，更关键的恐怕还应当是方式之变和理念之变。依据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是工人的组织，组建工会是工人的权利，不需要获得企业老板的同意。相反，企业必须承担按工人人数提取工会经费的法定义务。在这样的权利义务格局之下，以“发动工人”替代“说服老板”作为组建工会的路径选择，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在于，为什么长期以来，组建工会必须看老板的眼光行事呢？与其说那是一种实用的智慧，不如说是理念异化之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当ＧＤＰ成为地方政府追逐的最高目标时，企业和老板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眼中最不能得罪的宝贝。一些地方甚至不惜以税收比例优惠、污染责任豁免等违法手段留住企业，不惜以子女升学加分、交通违法免于追究等法外之恩讨好老板。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牺牲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来满足某些企业老板侵占工人利益的心机，实在是太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广州终于把工人的权益放置在老板的“脸色”之前，朗声表态绝不怕某些企业以撤离广州的老伎俩相威胁。工作路径之变的背后，是政府理念之变。
把工人的权益放在确保增长等政绩考量之前，这是建立工会由“说服老板”转变为“发动工人”的关键原因。这一转变的非凡意义和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组建工会的阶段。正因为工会是工人的维权组织，所以组建工会的重要一步必然是发动工人。在工会组建之后，工人的冷暖得失、健康安危更应是工会组织关注的重点，工会只能是工人利益的代言者。沟通劳资双方的关系，固然可以作为工会的职能之一，但它绝非一个超然的仲裁者，更不能跨越边界为企业加油助威。
在香港非政府组织指责玖龙纸业侵犯工人权益的事件中，工会组织一度受到舆论的指责，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顾越界之嫌急于为资方“辩诬”。工会组建方式改变之后，应当跟进以工会运作方式的改变。“发动工人”可以成为工会组建的方式，未必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为工人维权的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