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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讲话”与湖湘文化精神

  200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一个甲子过去了,任何一部“经典”的存在,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范畴。重读《讲话》,必然会不自觉地回到当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便是“经世致用”,只是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置换罢了,时代、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其思想内涵的根本差别。而众所周知,“经世致用”思想正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湖湘文化精神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这一点,田中阳先生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里从史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精辟分析和研究。

  考察湖湘文化的发展嬗变,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湖湘文化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出现动荡,特别是异族“入侵”时。张栻、朱熹等人在岳麓书院开始传播“薪火”,开了湖湘学派之先河。张栻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在抗击异族入侵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张栻深受其父影响,可以说其“薪火”来自于其父。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遭受异族入侵是在明清之交,这时的湖南出现了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学人;第二次是在1840年前后,这一次是真正的异族入侵,此时更出现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大批志士仁人;接下来,由于外族入侵不断,更有陈天华、谭嗣同、郭嵩焘等辈;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人的入侵,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就应运而出……这每一次的发展,湖湘文化的精英们举起的“薪火”无一不是“经世致用”或曰“经邦济世”。正如湖湘文化总是在时代的急流中爆发,在大转折时期发展一样,湖南文学也是借助于时代的急潮推进,在大转折中发展。

  然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一个民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此前的湖湘学人不论其官居何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经世致用”思想使得他们基本上都是“向上看”的,受此影响的湖南文学也表现为“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一。毛泽东无疑看见了这一局限性,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更给了他活生生的现实实例。在《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二为方针”,即“文艺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这正是对上述局限性的一种矫正。他指出,“经世致用”不能再是为统治阶级所用,而应该是为人民群众所用。而这一点,正是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重大缺失。作家们热衷于热门题材,看中的是都市里一批有闲有钱的读者,而对广大的农村则明显缺少关爱,有的写乡土或农村的作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一听说我是写农村题材的,他们的情绪就下来了。”(《访作家张继》《文艺报》2002年4月27日)。人们一方面抱怨“三农”问题,一方面则无心于此,这不能不令人三思三叹。

  我们今天重读《讲话》,实在是有感于“讲话精神”的不过时。在20世纪最后一年里,韩少功悄然弃官归来,回到当年插队的汨罗“隐居”起来,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本身就意义非同寻常,是他“向下看”的一大转折。2001年他又在《文学报》撰文发出“文学要改革,眼睛须向下”的呼吁,提出:“作家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底层看,看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人可以向上看,但如果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向上看,这就与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驰”。从中我既看到了“讲话精神”的当下意义,也看到了湖湘文化新的亮光。

编辑:陈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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