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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五四”:女性解放是当时社会关注焦点

  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

  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西方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在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这样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编后:

  “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胡适宣传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刘师复、黄凌霜等宣传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宣传的新村主义;王光祈宣传的工读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里,各种思潮的争论与碰撞迎来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争论的根本是中国的发展前途。经过论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1920年8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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