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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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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过去有所谓“清谈误国”之说。《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间的名士轶事。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复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有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一代人生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本文作者袁济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大聚茗轩的国学讲演整理而成)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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