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一生中前后共有十多位秘书，其中有文字秘书、警卫秘书。1964年上海的盛夏，尽管与往年一样炎热潮湿，但比起干燥闷热且又常有风沙的首都北京来，还是要清爽凉快得多。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寓所，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荫，三面围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香樟树。
自1月中旬离京返沪至今，宋庆龄已在上海工作与生活了8个月，北京有大量的公务等着她前去处理呢，特别是7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一起前来上海寓所拜访她之后，她回京工作的念头更坚定了。
但是，回京后的工作难度却明摆在那里，使得宋庆龄不得不考虑。这难度主要是她身边还缺一个文字秘书。根据国务院秘书处规定，列为宋庆龄编制内的文字秘书为两名。当时，宋庆龄身边有两个文字秘书，一个是1963年4月来到她身边的、被她称为“北京的秘书”的张珏（1914年—1998年）；一个是早在一·二八事变后就经何香凝推荐来到她身边工作的秘书黎沛华（1899年—1972年，广东番禺人），当时已在宋庆龄身边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多年。
宋庆龄一向擅长英文，不谙中文写作，再加上年龄的逐渐增长，所以她身边需要擅长中文写作的文字秘书。但是，1963年年底，突然从杭州发来的一封急电，打乱了宋庆龄正常的工作秩序：张珏的父亲张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说实话，面对杭州急电，宋庆龄真是进退两难，不舍得就这样放张珏去杭州。因为当时宋庆龄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张珏完成的；时年已是66岁的黎沛华，已无力承担文字秘书这个岗位的工作，尤其是步入晚年后，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动辄头晕目眩，需要看病休息。要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张珏放走，让已是70岁的宋庆龄怎么办？但是，宋庆龄还是忍痛割爱，挥泪握别了张秘书。1964年元旦一过，宋庆龄就带着一班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8个月中，年逾古稀的宋庆龄欲物色一名秘书的愿望愈发迫切了。
还在1963年的4月初，当宋庆龄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直属的国际和平保健医院视察工作时，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时任保健院人事秘书的刘一庸的身上。在单独向江兆菊（宋庆龄的好友）院长了解时，江院长对刘一庸高度的评价与赞扬，使宋庆龄对这个知识型的河南青年女子有了个好的印象。所以，当时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的李云向宋庆龄推荐刘一庸时，宋庆龄马上就同意了。
1924年10月1日，刘一庸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宁陵县一破落地主的家庭。自小求学，她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在大学求学期间，追求进步的她就秘密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求贤若渴的党组织就把她调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教育工作，先后担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教师）与人事干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沪东遣送难民工作站站长。刘一庸到任后，以她那出色的工作能力与成绩，获得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与肯定。事后组织上考虑到她当年尚未毕业就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调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经过研究，决定以刘一庸因革命工作需要提前调离学校、而且她的大学必修课均已完成为由，与华东师范大学协商，向她补发了毕业证书。
于是，中福会的领导奉命找刘一庸，开宗明义地向她表达了宋庆龄副主席的意向与组织上的决定：调当时已提升为办公室主任的刘一庸前去担任宋庆龄副主席的文字秘书，跟随宋副主席北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