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称小偷多封村更安全
“只要办证了就没事儿。”在村里超市打工的魏俊来京十多年了，他觉得自己生活简单，没事儿不出去，办出入证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反而会带来安全感。
王桂英说，一到夏天、春节前，村里的小偷特别多，都装成蹬三轮的、找朋友、找房的，进来撬门盗窃。“封村多一份控制，好人不怕。”王桂英的邻居陶绪英(音)也这样认为。
本报记者 刘洋
“封闭管理参照社区经验”
巡防队长称，监控系统预计五月上旬安装完毕
■ 执法者说
其实，“封村”这个概念在老三余村并不新鲜，该村巡防队队长孔庆明说，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遇到大的活动，村里便采取过这种巡控方式。
“但以前的效果并不好。”孔庆明说，当时是在一些出入口安排人员站岗，而因为有的人责任心不强，也发生过随便放人等尴尬现象。尤其到了晚上就没人把守，“盗窃发案都是集中在三四点”，他说。
因此，他觉得，如今在村子的居住区周围设置了围栏、门卫的管理方式将会很规范，“这也是参照成立很多封闭社区的经验做的。”
老三余村外围一共安装了15个门，剩余的锁上，办证完毕后，正式封闭管理。孔庆明说，随后，监控系统预计在五月上旬安装完毕，与西红门派出所联网监控。他说，这些原本是村里有意自费安装的，但因此次封村试点，这27万的设备资金，现在都由镇里解决了。
硬件靠近社区管理，但孔庆明觉得，区别在于，村里人员构成复杂、素质低，管理冲突要比城里多得多。
对于村内生意人的担忧，孔庆明觉得，既然是试点，就可以慢慢协调。“(封村管理)也是为了他本身的安全，都可以理解。他需要谋生，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洋
“封闭管理无异于有罪推定”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质疑，建围墙不符合城市管理主流方向
■ 专家观点
“以流动人口是否倒挂，作为是否封闭管理的依据，无异于‘有罪推定’，”对于“人口倒挂村试行‘封闭管理’”举措，昨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质疑。
唐钧认为，京郊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密集，乃至于部分村落流动人口倒挂，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尤其是首都北京，买房、租房等居住成本偏高，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只能在京郊谋得栖身之地。
“哪些村落发案率较高，与流动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例关系。”唐钧说，如果流动人口数量是否高于户籍人口，作为“封村”的参考指标，“无疑于‘有罪推定’。而治安问题的实质，源于管理不到位、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
唐钧表示，一旦对流动人口倒挂村采取“圈起来管理”，有可能使流动人口“心里不舒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出入凭证，觉得不方便，就会‘自动移民’，哪里住得方便，就到哪里”。
“开放是城市文明的标准之一”，唐钧说，建围墙模式，并不符合现今城市管理的主流方向。
本报记者 王姝
“最佳管理方式是不分户籍”
北大教授陆杰华认为，机械化以证管人不够人性化
北大人口研究所陆杰华教授认为，如果真的像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对村庄建围墙，设大门，凭证进出，似乎这样的治安手段有点“过时”，也不够人性化。
陆杰华说，我国近30年来人口管理的经验，就是从机械化的“以证管人”，发展到今天比较科学的“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但是，现在这个试点的做法，采用保安站岗、巡逻队巡逻，晚上11点关门这样带有一些强制色彩的治安管理措施，想来在实际工作中，似乎也很难落实和坚持下去，而且容易引起矛盾。不仅仅是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本地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一些本地人要出租房子给流动人口，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否也会引起他们的怨言？”
陆杰华认为，最适合目前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管理方式，就是不要去清楚地划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而对所有常住人口实行物业式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管理是搭建在服务基础上的，是要和服务相结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