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入小学拔苗助长
31届IMO之后，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奥林匹克教练员的队伍。当时，各级教练员人数达到6500人左右。
绝大部分地区已办了业余数学奥林匹克学校，有关数学竞赛的书刊已成为热门货。
在这一年的“宁乡会议”上，普委会提出了“搞一个强调普及和基础的小学生竞赛”。1986年，社会上已经掀起了一定程度的小学生竞赛潮。当时很多数学界的人士都不赞成搞小学数学竞赛。中国数学会理事王元就明确表示，“小学生应该多玩玩，不要搞什么比赛。”
但是，自邓小平名言“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出现之后。就有人宣称数学竞赛也要从娃娃抓起，小学最终没能“逃过一劫”。
1991年6月，中国数学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开赛。报名人数仅四川就达到40万人，最后不得不将全国名额限制在20万以内。
1990年代末，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实行就近入学。重点初中往往名额有限，于是“特长”成为了进入重点中学的重要条件。上海业余数学学校负责人熊斌说，曾有中学校长向他抱怨，2000个学生报名他们只能选200个，怎么选？不按特长，难道按照身高体重来选？而在特长生中，因为大学择优录取奥数特长生，拉动着高中择优录取奥数特长生，这最终使得重点初中对小学奥数生也尤为青睐。
小学生的奥数成绩，一下成为一个硬指标，奥数的重量陡然加重。
曾经参加奥数竞赛的李华(化名)在1980年代中期读小学时，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奥数培训。现在他成了北大附中的数学老师，“班上前10名全部在学奥数，其他同学当然效仿。奥数怎么能不火？”
对于奥数在小学的火爆，教育界很多人士一直在发出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奥数教育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教育，只适合于少数在数学方面有天赋才能的学生，并不适合于大多数学生，拔苗助长反而容易导致学生厌学。
但这些声音，在奥数的大潮，和随之而生的经济利益链条转动的巨响中，显得势微而无力。
逐渐失控
除了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更多力量开始发力，把奥数拽向脱轨的地步。
政绩是其中一股力量。奥数界流传的一个段子说，当年广东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说，他家门牌是22号，坐22路公交车，据说广东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也是排名22，他要管一管。于是具体安排成立了广东省奥校。随后广东成为全国IMO奖牌较多的省份。
影响奥数走偏轨道的另一股力量，是功利色彩严重的保送。
1986年正式组队参加IMO后，为了让每年参加国家集训队二十多个学生安心备战，就都给予其免试上大学的保证。1980年代，国家教委出台政策规定包括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在内的五个学科高中联赛成绩好的可以免试上大学。推荐保送和竞赛的关联由此确定下来。
但是包括裘宗沪在内的数学界人士，均反对将竞赛成绩作为推荐报送上大学的条件，他们认为一次考试不能代表数学水平的高低，因此也不应成为保送的理由。
但是，数学界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保送的热潮了。
每一届数学联赛结束后，某些省前50名名单一出来，各大学就会争相前去招生。甚至有的大学为了寻找好的生源，偷走了裘宗沪手中的国家集训队名单。
后来，香港科技大学也依据这个成绩来“买”学生，在集训队排名前20的学生，他们愿意开价40万。
“学校、学生、家长都被卷入竞赛和升学的怪圈里，无法自拔。而我们举行竞赛的本来目的与愿望也在‘升学’的充斥和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五个学科的高中竞赛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教委和科协又因为有政策在先，不好取消。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裘宗沪非常无奈。
叫不停的奥数
全国奥校进入方兴未艾之时，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是比较有特点的。北京奥校形式松散，广州则是在寒暑假重点培养学生，武汉奥校则采用函授方法，上海市中学生业余数学学校则是每周日开展活动，且只针对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为此，上海奥校形式颇得裘宗沪推崇。他认为“当时还应该规定一条，数学奥林匹克名词应该只用于高中”。
小升初取消考试真正引爆的却是数学会无法控制的市场化培训机构。这类培训机构与奥校最大的不同是，目标明确指向升学，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去上。而像上海业余数学学校这类奥校只招少数合适学生。学校负责人熊斌称，“我们办学只针对中学生，一个年级4到8个班。由各学校推荐15到20个人，我们再组织考试。最后留下来的整个上海市不超过200学生。”
与市场化的培训机构动辄千万的收入相比，该校每周日半天课，收费40元的标准低得可怜。“我们老师大多是自己有兴趣，同时也希望能培养一批好苗子。如果选择去市场化机构上课，收入是我们这的2到3倍。”
奥校热的急剧升温，不单造成学生课业负担的加重，任课老师的本职工作也应奥校课程的占用而受到影响。1994年，中国教委基础教育司召开了各学科竞赛负责人及新闻媒体参加的会议，提出停办奥校。这是相关部门第一次正式提出取缔奥校。
裘宗沪当时表示，全国奥校中由中国数学会承办的只有四五个，主要是针对学有余力和兴趣的高中生，并为IMO储备人才。他认为过热的是小学奥校，也一直是中国数学会反对的，希望教委酌情而定。
但最终没能挽回局面。教委很快发出通知停办所有社会上的奥校，除了IMO集训队。裘宗沪自己做了个小范围调查，发现停办的都是正规的奥校，那些不正规的奥校很快以各种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1995年底，教委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限定以后所有国内的学科竞赛都要报教委批准之后才能开展。其时，中国数学会已经停办了争议重重的小学竞赛，想保住中学联赛。
但1996年的初中联赛仍没保住。教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一个学会搞一个联赛就可以，没必要搞几个。为了这届初中联赛，教委相关负责人在协调会上跟数学会的人争吵起来，坚决不准搞初中联赛。
1996年的限制竞赛的风潮一过，各种竞赛又相继开展。1997年，中国数学学会恢复了小学数学竞赛。除此之外，与奥数性质一样的比赛还有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教育学会、华罗庚实验室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以及中小学数学教学报“迎春杯”等针对小学生的赛事。
奥数与“反奥”再次陷入轮回，直到2009年，成都市公开宣布要“封杀”奥数教育。
2009年的一个下午，年过七旬的裘宗沪安静地坐在有些昏暗的房间里。中风后，他只能用一只手翻书，口齿也有些不清。但他思路依然敏捷，能随口背出友人的电话号码。他仍然关注着奥数的发展，会不时与那些来访的年轻教师探讨与数学有关的各种问题。
那个下午，他说，“现在的奥数，虽不像‘文革’时遭受的挫折那样严重，但仍产生了巨大的困扰。早知道奥数变成这样，当初不如不做。”顿了一下，他又说：“其实奥数(宗旨)一直没有变过！”不过，他仍坚持认为，奥数本身，并没任何过错。
(部分内容参考裘宗沪回忆录《我愿意做的事——数学奥林匹克之路》)(实习生马梦遥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