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和方兴东在“网民”诞生之前就和网络打交道了。作为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的刘春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电脑，这位策划出了《鲁豫有约》《世纪大讲堂》《锵锵三人行》等经典栏目的电视人，每天都在和网络较劲，试图在新旧媒体的竞争中，为电视争取它“应得”的那份空间。对于方兴东来说，是他，而不是别人，在2002年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把博客引进中国的方兴东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值此“网民”诞生10年之际，快报记者分别连线刘春和方兴东。两位驰骋于新旧媒体的精英人物，愉快地与记者分享了自己作为一个网民的经验，畅谈了互联网和中国网民的现状和未来。
刘春：网民人人都可能是记者
刘春，1967年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现为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负责中文台专栏节目的策划与管理，包括《鲁豫有约》《世纪大讲堂》《锵锵三人行》等。著有《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CCTV，中国电视的航母朝哪里开》《会诊中国电视》。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2007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网络是公众表达见解
最自由的管道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是哪年接触网络的？
刘春：1995年。那时我在央视工作，央视隔壁是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瀛海威。靠得近，也就受到影响。上网的目的主要是找信息，找链接，看资料。我曾经做过一部关于“二恶英”的片子，这个词很冷僻，以前得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可是现在只要你上了网，用搜索引擎一搜就出来了。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是电视媒体的老总，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责任，我们把话题集中在网络民意上。网民们为什么喜欢通过网络的论坛对国家大事进行“介入”和评论？
刘春：网民中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很多，因为从出生起就或多或少受到了当年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对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是很关注的，包括公务员，公务员中忧国忧民的人比例很高，在强国论坛上发言的很多都是公务员。其实也不单单是关注政治，现在是全球化社会，国内外发生的很多事都和自己有关，包括政治，比如油价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就我来说，我就比较关心人民币升值，它每一升值，我的心就紧一下，因为我是拿港币的，人民币升得快了，我的收入也就减得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现在还没有新闻法，媒体的传播还受到一定限制，老百姓反映问题、表达意见的管道还不够畅通。在这个前提下，网络很自然就成了一种公众的选择，因为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要自由、方便得多。
网络使公众成了响亮的大多数
星期柒新闻周刊：上个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并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们进行了互动，而温家宝总理连续四年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向网民致敬。这说明了什么？
刘春：这充分说明了网络民意对政治的影响力。过去，媒体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里，公众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在网络诞生并普及了，公众成了响亮的大多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水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网络民意上。政府需要获取信息，赢得民意，就要获取网民的支持。
星期柒新闻周刊：网民们对某些事件的“穷追猛打”，促使和推动了某些事件的解决。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网民们的问责，使得“暂住证制度”失效；而“周老虎”事件的解决，也是网民们推动的结果。为什么网络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刘春：网络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网络有全民社会的特点，每一个网民都是受众，同时也都是传播者，每个网民都可以在网上直接发表信息。第二，网络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拿电视来说，央视的《焦点访谈》只是一次传播，观众看完了就完了；网络不同，网络可以不断地互动，网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这样民意就成了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面对越来越来势凶猛的民意，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在压力下做出回应，最终促使事情的解决，也就不奇怪了。第三，网络拥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新技术手段。比如“周老虎”事件，传统媒体派出的调查记者可以找到当事人，但是不一定能找到“年画虎”。对于网络来说，太正常了，成千上万关注此事的网民都可能是记者，这么多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偶然接触过“年画虎”，那就有可能推动事情的发展。再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央视的报道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们派出了500多位记者参与报道。可是你想一想，如果地震发生在5年以后，那时候手机上网已经很普及，那么，那时候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灾民、每一个志愿者都有可能成为报道者，那个数量可不是央视的500人可以比拟的。
聪明的官员会利用网络提高公信力
星期柒新闻周刊：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网络监督。有媒体报道过，有的地方部门领导曾发出“假如没有网络该有多好”的感叹。
刘春：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大部分行政者对网络监督有一种本能的紧张感。因为网络的监督，官员们充分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的一言一行处于潜在的全面监督之下，这样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一个有着现代思维的、聪明的官员在网络时代就会利用网络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是记者
星期柒新闻周刊：媒体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作为新媒体的网络也是，与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电台相比，作为一种新媒体有哪些特色？
刘春：我在央视做过《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栏目的主要责任就是舆论监督，站在这个角度，我对网络这个新媒体可以说是肃然起敬。在选题上，传统媒体受到很多制约，很多事情不能做；对新媒体来说，尺度、宽容度都要大得多。网络的出现使得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传统媒体就一事情的报道，最多就是连续几天的跟踪报道，“篇幅”有限；网络则是海量的，没有时间限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就深度而言，电视报道的深度主要靠专访，报纸主要靠线人；网络则人人可能是记者，人人可能是线人，手段不同，效果自然大不一样。我在凤凰网发起了一个“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网友积极参与，提供了很多线索。柴静在她的博客上征集“豪华大楼”，结果网民们把各地的政府豪宅都贴了出来。
传统媒体的监督比较寂寞，效果主要看领导人的批示。有了网络，那些当事官员想置之不理都不行，你不理，网民们会一直穷追猛打，一直到水落石出。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是电视台的老总，你在考虑电视发展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来自网络的竞争和压力？
刘春：电视的死亡是必然的。电视是一个封闭的、电视台单向播出、受众被迫接受的平台。从长远看，网络已经也必将影响和改变传播的形态。从现实看，网络的受众在不断增加，电视的观众在不断减少；网络的受众是“前倾派”，朝气蓬勃，信心十足，电视的观众则是“后仰派”，以老人、家庭妇女居多。从社会影响力看，网络也正在超过电视，网络迸发出的力量不是电视可以比拟的。所以，电视人，包括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会正面对待，比如我们会从网络中寻找题材；与凤凰网做互动；电视节目通过凤凰网再传播。我们的《时事辩论会》栏目吸收了很多网络的元素，包括要求网民参加互动等等。
但是从长期看，传统媒体人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准备有一天自己会转行。就我而言，将来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视频网站的内容制造商。
宽容网络红人彰显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