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的“起哄”和“劝架”
在网上谈“超女”的，也并非都是热情的“粉丝”。当“粉丝”们在网上打得不可开交时，不少人则在袖手旁观，就算偶尔掺乎进去发发帖，也无非是作为看客在起哄。
有人说，一个“超女”至于吵得这么凶么？不过是一场众声喧哗的“全民娱乐秀”罢了，“大家不要吵架了吧，看超女不就是为了高兴”；有人则接着说：“大家接着吵，不要停。come on!!!”（来源：北大未名站，2005年8月27日）很简短的一个跟帖，但已经很充分地表现了旁观者们看热闹的心态。而旁观者中，也不乏“劝架”者。面对网上的口水仗，署名鲜橙多的网友发了标题为《从来不要指望去评判和改变别人的个人喜好》，说：“个人爱好，没有对错。”（来源：北大未名站，2005年8月26日）网上对话，应该提倡理性的态度与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互相攻击。
此类“劝架”的帖子不在少数，而且能得到不少表达共鸣的跟帖：
都是个人爱好，自己喜欢自己的不得了，干嘛攻击别人的喜好。
萝卜白菜还各有所爱呢，咱就不能高档点允许别人的存在了？
喜欢ta就赞美ta好了，干嘛非要攻击别人才能证明你喜欢ta？
别人不会因为你的观点而改变，那些你喜欢的人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攻击而腐烂。
事件的报道和渲染
与“超女”有关的一切事情，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都在网络迅速传播或者被“生产制造”。在网上转载传播比较多的报道“超女”负面事件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潼南农家女看“超女”精神病复发》，讲的是一位16岁的女孩，两年前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本来已经好了，但今年夏天恋上“超女”后，“受外界环境刺激，导致原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另外一篇则是《为减肥参加“超级女声”湖南15岁女生饿死 》。
这两件因“超级女声”引发的负面事件在网上的迅速传播与转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部分人对“超女”的微妙心态。有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了“超女”过热，有其必然的负面影响，这两个负面事件，恰恰是对这种看法的事实印证，因此事件一发生，就迅速传播开来。
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事件中看到节目对当代少女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成为中国新的“明星制造厂”，许多女生把参加“超级女声”看成人生的一个梦想。“我爱死她们了，我也想成为‘超女’！”“我一定要试试，即使影响高考也在所不惜！”不少青少年在网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持这些想法的或许不在少数。青少年时期正是“自我认定与认定混淆”阶段性发展危机时期，勇于表现、追求快乐、展现美丽原是青春的象征，个体自身迫切需要建立自我意识与角色认定来支持自信心，但若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的审美观做铺垫难免会走向反面。这两个事件的迅速传播，正反映了部分人的这种担忧。
网上也充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所谓幕后消息、隐私、丑闻，比如《“超级女生”的5个绝对隐私》之类的帖子。这些帖子有的纯粹为了搞笑。有一则搞笑的帖子说：“比如评委借机揩油啦，观众大打出手啦，冠军要求入党啦。然后北大把她们都特招进来，明年北大电视台搞比赛，三甲都可以进来读书。后年北大电视台改名未名中文台，许志红跳槽做总裁。”（来源：北大未名站，2005年8月27日）也有的是在幕后故意制造话题，吸引眼球。这些所谓的新闻几乎是贯穿于“超级女声”活动整个过程，比如“黑楠被放黑枪”、“黑幕说”。此类的帖子中，有些则未免格调低下，比如“何洁在酒吧被人揩油”、“李宇春是同性恋”等等，没有根据地乱盖，惟恐不乱不热闹。
关于“民主”的争论
当观众投票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选手的成绩和去留的时候，“超女”支持者的拇指便成了战斗的武器。总决赛期间，每场比赛获得观众手机短信票数最少的选手要走上PK（Player killer）台，同评委认为表现较弱的一名选手对擂，然后由35名已经被淘汰的“超女”选手组成的投票团当场投票，用票数来决定淘汰谁。这样公开透明的淘汰机制、令人紧张的悬念、耳目一新的刺激，是具有超级吸引力的。正是“超级女声”在比赛机制上的这些巧妙设置，充分调动起了“超女”支持者的参与热情。从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到只有几岁的小女孩都纷纷参与其中呐喊助威便是最好的说明。李宇春最终以3528308的票数夺得冠军，即使以每个观众限投15票的极限计算，至少有23万多人在场外投票，而周笔畅则有21万多人支持，最少的张靓颖也有9万多人，也就是说，2005年8月26日至少有54万多人参与了短信大战。
“超级女声”的选拔机制和极高的参与性从形式上看，确实有民主参与的萌芽。海选、票决；阵营分明的拉票、辩论、投票、博弈、联盟与妥协；一名“超女”评委因评论不当引起网民的联名抗议，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这一切看上去与民主选举是那样的相象，因此，在此次的“超女”选拔中，所谓的民主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也是不少人热烈支持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大理由。还有人把对“超级女声”的压制看成是对民主的打压。于是，不论是网上还是在公开出版的平面媒体，都有人将“超级女声”与民主化进程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不认同这一看法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较起真来，我觉得把‘超女’和民主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还是有点不伦不类，是一种以娱乐之名，浇民主块垒的作法。”“因为以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电视台的商业娱乐节目，多少有一种角色错位的滑稽。”“其实，‘超女’本就是个娱乐节目，没谁会认为湖南卫视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特意举办‘超级女声’。”
“超女”的火爆折射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嬗变是肯定的，其意义或许已经部分超出了娱乐和文化的范畴，然而如果由此就认为中国人把在政治领域不能实现的选举热情，都用在“超级女声”身上，是一次民主的有益实践，“超女”采用的民主理念和手段是对广大百姓的扫盲，从而将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那是拿“超级女声”的意义做了牵强附会的“过度阐释”。有人对此还做了“较真”的分析：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王晓渔指出，虽然“超级女声”：“不乏‘朦胧的程序’和‘票数的暴政’。”但把评委评议、大众评审与真正的陪审团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后，不难发现：“大众评审、短信投票等环节仅仅是民主的催眠剂，它给观众一种‘被唤醒’的幻觉。中央电视台每年主办的评选‘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动，也是用观众投票的方式，如果认为‘超级女声’实践并且示范了民主，又怎么看待类似的投票活动呢？当然，民主不是乌托邦，它允许试错。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女声’可以用‘民主说’来解释，但是并不值得过度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