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
施振宝说，文物到手后，盗墓者会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将文物走私出境，是他们最常用的做法。
这条产业链究竟快捷到什么程度呢？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说，盗出的好东西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文物出境的路是畅通的，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会集到河南、陕西、甘肃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标签掩人耳目。
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原先文物从古墓中盗出后，要等待“识货者”——这是一个漫长并偶然的过程。而现在，文物一出土，便肯定意味着它有了买主，交易迅速完成。
“与过去相比，盗墓已完全产业化。”邵泽水忧心忡忡地说。
据一些报道称，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从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次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上。此时，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带有任何“危险信号”，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并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
而地下文物在进入合法化商业渠道之前，都有过一段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这种旅行不仅只是出入海关、二次集散，还包括在形形色色的大小老板们之间的周游。张大军说，这用行话来说就是“倒手”。
孙志强表示，“倒手”是文物商贩们大变魔术、规避法律风险的法宝。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一个盗墓贼，花费三天工夫，把这里最常见的一个汉俑从50米深的地下搬运到地表面来，他十年的生计就有着落了。”杜廷永说。
不过，令一些大老板伤神的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盗掘速度带来的文物价格贬值。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一些文物贬值相当惊人。“一件汉阳陵的裸体陶俑，国内原来可以卖到15万元，如今两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十万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张大军说。
时下，我国出现了一股全民淘宝、全民收藏的热潮，一些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推出“鉴宝”、“收藏”节目。也有专家认为，媒体在引导民众的文物收藏观念和认识方面，起了误导作用。明清文物传世的很多，人们在地摊上、古玩店里是可以找到民间流传下来的真品。然而，明清之前的文物是很难流传下来的。
“我们在‘鉴宝’类节目里，包括市面上，怎么见到了那么多明清之前的文物？这些文物从哪来的？如果不是盗墓而来的，又如何解释？”孙志强说。
“我想，‘鉴宝’类节目给了观众一个误导，那就是——这个东西太值钱了，如果我没有怎么办？盗墓！唉……”话至此，孙志强长叹一口气，道出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无奈。
(张大军为化名)
只要找到了墓葬 盗墓贼早晚会下手
本报记者 董钊 赵慧
在我省，由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墓葬和遗址众多，一些田野文物成为众多盗墓者觊觎的对象。其中，枣庄、临沂、济宁、菏泽等多个市，先后发生多起盗墓事件，田野文物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以枣庄为例，枣庄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流传下来非常丰厚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运河文化，地上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像“北辛遗址”、“岗上遗址”，以及历史名城“薛国故城”、“滕国故城”等，涵盖多个时代。
枣庄现有薛国故城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江遗址等4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泉寺等8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500余处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田野文物被盗事件时有发生。
在临沂市沂南县境内，沂河、汶河、蒙河岸边分布着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历史文物多为中国历史上的早期时代。考古证明，夏商周至三国两晋，沂南县历经兴废。
沂南县现有文物点223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桥、故城、石刻等，仅2005年以来就发生有影响的田野文物被盗和破坏案件十余起：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阳都故城”遗址内古墓被盗掘多次。
2009年上半年，沂南县文化局与公安局积极配合，严厉打击盗掘、盗窃文物的不法分子。先后三批抓获犯罪分子20余人。
从该县文物部门走访了解情况看，苍山某乡镇村民竟以盗墓为业，昼伏夜出，已经发展到团队化、机动化；而沂南县部分村庄也有成群的偷盗团伙。他们内外勾结，以偷盗古墓为目标。而文物管理单位的防范措施却捉襟见肘。
菏泽境内现有龙山文化堌堆等共500余处，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到200多处，数量之多、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然而盗墓事件在菏泽接连发生，这些盗墓者往往是由外地的一些不法文物商贩与本地人相串通、勾结作案。
200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巨野县大义镇的一处田野里，几个黑影忙个不停。第二天，一座高4米、宽1米的巨大墓碑呈现在众人眼前。考古人员在大坑内看到，这块巨大的石碑竟然是金代皇室家族“完颜氏”的墓碑。
2004年6月，菏泽开发区一汉代墓葬被严重盗挖。公安部门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收回文物28件，包括龙山文化时期的贝币，夏商时期的漏形器以及汉代的陶罐等。
2006年9月，成武县文亭湖遗址进行开发。文亭湖遗址是古郜国的都城。其中大批青铜、贝币、陶器等器物，在挖掘现场一度遭到哄抢。而来自菏泽周边各地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最多时一度达到四五百人，附近村庄及县城的很多旅社宾馆人满为患。
……
“我们在田野文物的管理和保护上任务很重。”据省内知名考古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地方财政很难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田野保护，使不少考古价值高的田野文物暴露于野外，长期无人问津或疏于管理；再者，很多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人手有限，根本抽不出人来专门看管，致使田野文物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
截至2009年底，全省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万余处，其中新发现15417处。而对于田野文物的保护，是令整个考古界非常头疼的问题。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说，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仅邹城的田野文物就有600多处，而相关文保部门工作人员只有6人。
而且根据法律，即使墓葬被盗贼挖掘，只要是没有挖开墓门，没有破坏墓室，文物部门是不能对该墓进行发掘，所能做的就是回填，但是这给保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盗墓贼找到了墓葬的位置所在，他早晚会下手的。”邵泽水说。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他们毁的不是文物 是历史
齐鲁晚报：“摸金校尉”(盗墓贼)自古就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铭：由于我国历史久远，一些散落在民间的石碑、墓葬、遗址类文物古迹，艺术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非常高，但却常年缺乏有效看管，管理难度较大，很容易成为盗墓分子觊觎的目标。
齐鲁晚报：现在的盗墓分子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李铭：他们善于盗大墓，团伙作案，技术级别比较高，动手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全面的历史文物资料，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比较了解。比如，盗墓分子住在李村，他们去王村挖墓，一般由团伙成员倒班去挖。有的墓葬很深，但他们通过掌握的情况，挖出的洞往往能直达主墓群。深墓有时需要挖很多天，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白天将墓穴培上旧土，盖上树枝、塑料布等，然后将新土撒在较远的荒郊野外。
齐鲁晚报：盗墓的风险来自哪些方面？
李铭：盗墓贼一旦被发现，就将面临法律制裁。并且，如果盗墓时判断错误，很可能葬身墓穴。比如，济南曾发现明末清初一处墓葬，墓门已经砸坏，前室东壁处有一具蜷缩的尸骨，尸体上方有被火熏过的痕迹。这说明，此人曾举着火把进入墓葬，但对墓葬结构分析错误，在火把燃烧过程中缺氧窒息死亡。
齐鲁晚报：为什么还有人如此疯狂地盗墓？
李铭：非法利益是罪魁祸首。在墓葬发掘过程中，经常发现盗墓贼的尸体。除了窒息死亡之外，还有可能是被同伙害死。早年间，盗墓贼多有“父子档”，一般都是儿子下坑，父亲在上面，而不是父亲下坑，儿子在上面，这是为了防止儿子心生歹念，而父亲杀子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齐鲁晚报：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李铭：在盗墓分子破坏下，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很难再完整取证。说白了，这些人毁的不是文物，而是历史。
采访记者 董钊 摄影 王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