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小说《诉讼笔录》里有“新小说”的痕迹，而从《沙漠》开始你回归到了较传统的写作，而且之后你对“新小说”的态度很鲜明。
勒克莱齐奥：我开始写作时，“新小说”正当热潮，我当时给出版商写了封信说，我不属于“新小说”流派的，我是美国纽约小说派的，像塞林格他们那样的。可不知怎的我还是借用了“新小说”的某些味料。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一切成了失控的玩笑：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被吞噬了，我变成了“物”。不行，我得停下来，缩回自己的壳里。我回到了古典的写作方式中。打这以后我一直注意看好自己，别再被自我所毒害———我要和写作保持距离，歇斯底里一次就够了。
新京报：回归到传统，生存的荒诞感就减少了吗？
勒克莱齐奥：有时冬天夜里，听见风在屋顶吹动风向标的声音，忽然就会生出寂寥，想到有一天自己就会不在了。那时怀旧情绪便一下子涌来。我20多岁时，很自然，总想一鸣惊人，于是在咖啡馆、街上把周围的对话记下来，就拼成了书。
新京报：写作生涯中有过难过的隘口吗？
勒克莱齐奥：在开始写《沙漠》以前，我一直写自己的故事，那时写得我自己都开始恶心了。于是我住进了巴拿马森林里的Embera-Wounaan部落，前后有三年。我什么都没写，只是待着，和那里的人们聊天。碰到过一些对我而言像导师的智者，他们慢慢地帮我找到了出口。离开森林以后，我第二次结婚，那是第一个转折。我妻子是摩洛哥人，我读了20世纪初摩洛哥人抵御法国人入侵的故事，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吸引住了我。我觉得是时候将重心从自我转向他人。
新京报：你不需要经历巴黎主流文评界的“审判”去认可。巴黎的评论圈子曾给过你压力吗？
勒克莱齐奥：从来没有过。倒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有个很出名的批评家写我说：“他这么疏离于人群，就像自个儿住在沙漠上”。我想这可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写《沙漠》了。
新京报：你对法国文化界的“精英主义”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我非常不喜欢。我想作家需要跟公众交流，如果缺了这方面，写作也就缺乏意义了———你要尽可能贴近人心，靠的可不是抽象的灵魂，而是具象的事实。也是因为这样，我更喜欢美国流派的小说。我去年接到瑞典学院电话时都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把写作那么当回事的。
记者手记
张璐诗
J.M.G.勒克莱齐奥说他每逢碰上写小说的灵感，脑子里便像有面饼在膨胀。我在这个下午先听了他与公众的一个半小时问答，后与他在饭桌上认真地闲话两个多小时，脑子里的面饼也早就悄悄在发酵，并逼得我有点不安。时间很长，话语很远，诗意很厚，思想很浓，我快想不动了。
“火山”是一个意象。勒克莱齐奥很小的时候，透过望远镜他给天上一颗星星取名“勒克莱齐奥火山口”。后来，在他笔下好几个孩子的形象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绕弯的“愤怒”。
在关于他的纪录片里，作家提到写作的表达是某种“暴力”，类似于自然界自发的力量———好比有栅栏围着的树，也不可能被全部遮住。他在小村庄里聊发少年狂：“我们该去把空房子都占下来！”这一切，我觉得全是相连的。
这天我所见的勒克莱齐奥，慷慨端出话语和思想，仿佛不惜掏空自己。在他的缜密与耐心之中，能见到最初发现写作时那位尼斯少年的欢喜：“话语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少年成长以后，则意识到：“写作不在于把故事写完，而在于探索自我”。
他在新墨西哥教政治科学时，不时会请学生出来一起吃个饭。看着饭桌对面穿拖鞋的作家，听他自语“我19岁结第一次婚，傻傻的”，就大概能联想那情景。啤酒与辣椒之间，他看着我：“我跟你没什么不一样，可能你比我还神秘。”
他将人的一生比作树。“年轻的树，经常发出强烈的呐喊，被砍掉了还会再生”。然后呢，这位体格仍如时尚界标杆的人，不动声色地顽皮：“可王尔德说，要想回到年轻时代，只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眼睛里的生命力和好奇，哪里会让人想到这是快70岁的人。
他说他一个女儿做独立音乐，“R&B、摇滚和古典的结合”，在MySpace上有自己的页面，但刻意不用老爸的姓。另一个女儿在外头工作，每次碰到有人对这个“勒克莱齐奥”姓氏产生联想，她马上说“不，我不认得那人”。
两个多小时以后，勒克莱齐奥还意犹未尽：“素材够了吗？”然后自语：“平常我可没这么爱说话的。也许是酒闹的吧。”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在一旁“注释”：下午带他到大觉寺里吃过绍兴菜、喝过黄酒，勒克莱齐奥端下酒杯就兴奋：“来劲了！”
C13-C14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