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丽布莱尔:部分原因来自我的出身。我的外公是矿工，爷爷是渔夫，他们都是行业工会的积极参与者。我一直就想学一部能和人接触、能帮助普通人的法律，《劳动法》看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劳动法》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切丽布莱尔:它的核心精神就在于追求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比如当劳资双方关系出现不平等时，就要进行矫正，力求恢复平等关系。
中国青年报:最近，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很多企业在大量裁员，《劳动法》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
切丽布莱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之前的历次危机，它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因为受波及严重的领域，是男性主导的传统工业制造业，而女性更多在服务业工作。
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劳动法》的意义还不在于帮助工人保住工作，而是要帮他们适应这种改变，设法尽快从失业状态中走出来，找到新工作。《劳动法》在这方面会很有助益，比如帮助工人要求失业补偿金，为他们争取再培训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作为英国的《劳动法》专家，您对中国同行有何建议？
切丽布莱尔:2003年，我曾来中国出席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一个讨论会。我们向中国律师介绍英国《劳动法》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中国律师交流收入平等、性骚扰等相关案例。我们还谈到英国《劳动法》的一些修改问题，告诉中国同行哪些做法行得通，而哪些没有发挥作用。
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英国或者欧洲在《劳动法》的条款或者执行上没有问题了。比如，1970年我们就提出男女应同工同酬，1975年这项法令开始实行，但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英国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低17％，这在欧洲已经算是个不错的数据了。所以，立法是一回事，执法又是另一回事。在收入平等这点上，政府应该在增加透明度上再下工夫，因为大多数女性可能并不知道她们得到的少于男性。
我希望中国同行可以从我们有关《劳动法》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交流。
中国青年报:您在书中披露，布莱尔先生说“他是社会主义者”。那您呢？您怎么看待社会主义？
切丽布莱尔:我很早就加入了英国的工党，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我和托尼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极为一致的。我们希望能在“平等”方面做得更多。就像托尼1983年在英国下院演讲时所表述的:“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这思想不是从教科书里来，也不是从传统中来。我只不过相信，它的最大好处就是，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性和道德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恐惧。它代表了平等。”我同样信奉这一点。
“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能够住进唐宁街10号，这本身就很值得庆祝了”
中国青年报:读您的自传，让我们有时想到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这和您的“蓝领”出身有关吗？
切丽布莱尔:英国社会相较于《傲慢与偏见》的年代，毫无疑问已经进步相当多了。其实，应该说我很幸运，可以出生在社会流动灵活的年代。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能够住进唐宁街10号，这本身就很值得庆祝了，很多事情真的在发生着改变。
当然有些时候，一种身份置换的感觉还是会体现出来。比如当我第一次去巴尔莫勒尔堡（英国女王的避暑行宫—记者注），他们给我配了一名女仆服侍我。这是我从没想到过的。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女孩儿，似乎更应该是一名女仆（笑）。女仆负责帮我打开行李，做所有事情。你要知道，我当时40多岁，而她20来岁，我不希望她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第二次去巴尔莫勒尔堡时，把一些东西留在了家里。就在那一次，我在女王的城堡里怀上了我最小的儿子利奥。
“中国青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总在微笑，和我的先生一样，让人感觉很亲切”
中国青年报:您听说过“中国妈妈”吗？这个词代表的是那些在子女身上寄予了太多期望的母亲。“英国妈妈”也是这样吗？
切丽布莱尔:我当然听说过“中国妈妈”。世界上一个普遍真理就是，所有父母对子女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子女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的母亲对我就有很高的期望，我对子女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