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治国
在科幻作家克拉克的预言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类进入流动社区和虚拟社区时代后，社会各组织将认同“幸福指数治天下”的价值观，而不再成为GDP的奴隶和盲从者。
2020年，一些城市的社区革命性变化，将促使人类反思生活的价值，并重新定义他们的生活规则，“幸福指数”这样的概念将再次受到人们和社会的青睐。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偕同“地球之友”组织推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居于幸福国家榜首的竟然是一个飘零于大洋上的岛国、人均GDP仅1440美元的瓦努阿图，而传统的西方八国集团成员则无一进入前50名，这说明了富国未必幸福，强国未必舒适，庞大的GDP未必就是人类终极追求的命题。
作为公认的“幸福指数”中的一种，英国出台的“幸福星球指数”是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利用有效性”，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也是为了纠正人们传统上认为高浪费必然会带来高质量的幸福生活的固有观念。名不见经传的瓦努阿图位列“全球幸福国家”榜首，表明“无需过度使用地球资源就获得长久并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事情”。“幸福星球指数”评价说，瓦努阿图的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生态足迹”度量指数也很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为零。
另一个正成为全球未来幸福典范的国家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不丹老国王是第一个在世界稳步推进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来治理社会的国家元首。国王的执政理念是，“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按照国王的思路，“国民幸福总值”主要包括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等内容。
可以预计，到2020年，“幸福社区”将以多种形式出现，这将颠覆传统的GDP崇拜，使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深层次思考。(和静钧)
环球杂志2009年第04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社区再造
1966年，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曾预言：“到2000年时，房子都能飞起来，因此整个社区到了冬季都能迁徙，或者在合适之时搬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34年过后，房子并没有“飞”起来，克拉克的预言遭人诟病。对未来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预测某件事情将会发生，而是预测它将于何时发生。
但是，当站在2009年的门槛上遥望2020年图景之时，我们似乎可以更多地领悟到克拉克预言的真实含义。克拉克所描述的就是未来社会中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而它的特征在于“社区流动性”、“高度自治性”及“虚拟社区化”。
“流动性”肇始于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成了生产要素的物化者。上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大移民以及中国的农民工打工大军，都是在开放市场下人之流动的典型事例。
而对社区“流动性”的判断还要以其持久性为基准。那些在血缘主义或地缘主义下临时拼凑出来的小集体的短暂出行，没有对目的地的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就不能称之为社区流动性。只有相当的持久性，并在流动目的地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才视为“有效流动”。
到2020年时，一些城市的居民可能持久地形成流动性生活状态。社区流动如同房子在“飞”，整个社区在“飞”，社区随居民流动，随时得到社区的支持。社区的高度流动，消解了族群对立可能引发的仇视情绪，减缓了不同时空社区之间的排斥，使社会更加融合。
而我们所说的社区自治性，也将是社区形式意义得以存在的基础，在2020年前后，社区自治更加发达，以适应“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格局。“社区矫正”功能将进一步增强，社区将发挥部分公共产品的功能，比如在减少犯罪和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社区将可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区的流动与自治也给虚拟社区带来机遇。2020年，虚拟社区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电子边疆的家园》一书中，莱恩格尔德指出，网络空间是一个概念空间，人际关系、财富、权力及数据都必须能在其中得到显现。莱恩格尔定义的虚拟社区为“一群主要借着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与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到了2020年，利用网络来处理日常生活的人们越来越多，实体社区虚拟化，虚拟社区实体化，社区之间越来越紧密，政治人物等公众人物将更多受到虚拟社区“民意”的影响。(和静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