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共收到９７２９５条意见，４０封群众来信。根据公众的立法意见，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大修”，对不同排量乘用车的税额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车船税法，８７％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１．５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１１０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信春鹰指出：“只有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有执行力。”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１０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３０００多封；
２００６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收到各方面意见１９万余条，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２００８年，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共收集到各类意见７．１万多条；
２００９年，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１．１万余条意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珍视、对民主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１９８３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由于一条规定引起从未有过的激烈争论，导致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次争论，成为法律草案“一审制”迈向“二审制”的契机。１０多年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５年８审，劳动合同法历经５年５审，社会保险法历经３年４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在快速增数后，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各环节作出规定。朱景文说：“这是新世纪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标志。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度化、法制化，是实现立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的钥匙。”
２００５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吴志才，首次与国家最高立法工作机关负责人“面对面”。他给大家汇报每月“收支账本”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这次“见面”实现了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
２００８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承诺，成就了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的跨步。
信春鹰表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这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１９７９年修改地方组织法、１９８２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９０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天贵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授权地方立法可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能体现地方特色。”为尊重和保障回族的饮食习惯，宁夏就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２０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实行计划立法，可以使立法工作突出重点，使立法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与改革开放同行，折射时代变幻风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前进
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和引导——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担心了，法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全国统筹。”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说。
康厚明已连续两年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此有了回应。
２亿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立法修法关注的内容。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法制保障，彰显了经济提速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也折射出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我国的立法始终与时俱进，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回应，又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３０多年前，在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的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宋汝棼说，整部法律只有１５条，但它宣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随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相继制定以及国务院相关条例的出台……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
３０多年来，“傻子瓜子”大红的包装袋上，一直印着一段邓小平语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１００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
如今，非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更强大的法制保障：１９８８年，修宪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１９９９年修宪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４年修宪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一股“下海”经商的热潮，既带来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也因其盲目性催生了大批非现代意义的“准公司”，甚至还出现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儿”。
实践亟待法律的跟进。１９９３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公司法应运而生。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场经济大法的出台，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促进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提供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要守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的要义。
１９８９年４月，行政诉讼法出台，改变了几千年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的历史传统。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２６４万多件。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相继出台，奠定了依法行政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石，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