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变革史无前例

　　“中国”这一称呼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天下”概念。葛剑雄认为，天下观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他指出，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一理解让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瞧不起周边的心态，从中心到边缘似乎呈一个高低有别的价值序列。这反映在唐代，虽然当时很开放，但这种开放是认为自己很优秀并充满自信，打开门让别人来学，而不是自己出门去学人家。这种心态就是：我很好，别人来是来仰慕我。

　　葛剑雄认为，这种心态可谓是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清末，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一些聪明人也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文化上还是一种老大心态。如果有谁说洋人的好东西，得到的回答也是“咱们古已有之”。到后来，张之洞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更清醒的认识，但仍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葛剑雄以日本作为例子，指出日本当初面临的情况和中国一样，也是西方列强打到家门口。但日本人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很快学习模仿西方，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传统文化消失了，事实上，它保存得比中国还好。

　　葛剑雄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观念和社会的变革能够与改革开放相比。虽然它也带来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这是有进步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上的差距还很大。而在实现国民的现代化上，广东有更好的条件。

　　商人当政协委员有渊源

　　古代中国人为何看不起商人阶层？葛剑雄认为，在古代没什么私有财产制，财产都是皇帝的，他喜欢的话，一声“籍没家产”就没了。财富的来源主要是种田和做官，而商人的出路就是和官套近乎，比如拿钱买一个“候补道台”什么的，“而现在的商人则是当政协委员”。

　　他认为，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弊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能够让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得到改变很不容易。西方新教伦理认为，一个人努力挣钱，不仅自己有面子，也是荣耀上帝的事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富了光荣这样的话谁敢说呢？”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葛剑雄指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权利义务分配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里，个人与个人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得到分别。(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葛剑雄教授审阅)

　　赵汀阳的“天下”理论

　　对于西方来说，国家是最高的政治单位，然后是共同体，然后是个人、个体。而中国的序列跟他们错开一点，我们是天下就相当于世界，天下是最高的，然后是国，然后是家。

　　就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来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无外原则，就是王者无外。这个原则等于是说：我们世界土地有多大，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必须伸多远，就必须覆盖整个自然的存在，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充分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政治理论。西方的政治理论发源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后来又以宗教为单位。这里头都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异教徒的模式——后来当代的卡尔·施密特讲，说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别人的就是相当于异教徒，或者说，它至少也是个敌人。就是永远要把这个世界分裂地去看，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才能够思考政治问题。只有世界存在敌对方的时候，他们才有政治的冲动，全部政治冲动都建立在与人作对上。而他们想像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一个政治实体存在，总是不能充满整个世界，总是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把另一部分作为它的敌对方去想。

　　——赵汀阳：《以“天下”观世界》

　　赵汀阳：广东汕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中心研究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