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与王小波
因为美国人的一次讲座，因为出国留学，李银河改变了研究方向和人生轨迹。在她的观察下，中国人30年的性情之变异常急剧。“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最主要的表现应该是离婚率上升比较快，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为比例增加。”
尽管每次言论都引起轩然大波，她已学会毫不在意。“其实从这类话题的被关注程度，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开放和宽容。”
“我可能知道什么是太监”
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银河经历了混乱时期里所有的运动和变化。
在内蒙河套地区的盐碱地垦荒屯田，又去山西农村插队，22岁，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山西大学，被分到历史系，在课后则自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种文化》里记述过这个时期的一段轶事:
“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
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1977年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26岁的她与同事林春合写了一篇《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被全国各大报转载。这篇文章被誉为“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漫画反映中国性教育落后的现状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
美国教授的讲习班让李银河对社会学兴趣浓烈。
她设计了平生的第一份问卷，跑到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散发，探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京剧。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