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亚洲此前的“金融抑制”让我们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面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

　　发起于美国的金融大海啸给亚洲带来的冲击谁都没有料到。亚洲的大问题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麻烦，本来是人家起火了，是人家的事。具体说来，美国的金融危机渗透到了它的实体经济，然后，亚洲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受到影响。尤其是当危机从去年单纯的债务危机演变到今天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因为没有资金的流转，亚洲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了，亚洲的应收账款在增加，为此，很多企业因为没有流动性而不得不倒闭破产。所以，亚洲是倒过来，先实体经济出问题，然后，才是银行的贷款质量下降，资本市场的信心更加没有了。

　　亚洲为什么这么“尴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中有一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亚洲的各国政府不是把金融市场丢在一边，而是特别看中，政府觉得金融体系不能出问题，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实体经济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把金融体系管好。于是，亚洲各经济体在高增长的阶段，都没有把金融体系放开(台湾地区可能是一个特例)，都在努力把银行和金融体系“控制”好。另一方面，企业也能以低成本获得长期稳定的融资，从而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消费者看上去由于政府的金融体系管理，削弱了它的财富效应，但是，由于政府保证了经济的高增长，同时又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了通货膨胀，从而能让大众从企业增长利润中分享稳定和实际上升的工资收入。所以，斯蒂格利茨把亚洲的有效的金融管理称之为“金融抑制”，区别于大家对拉美经济抑制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现象。

　　但是，当亚洲遇到外部市场受阻，或者说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东盟5国，稳定的FDI流入减少的时候，或者明显出现企业在加大固定投资以后，造成其“边际收益率”下降，不得不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大众开始去寻找新的获得收益的出路的时候，于是，人们就会想到金融致富的问题，因为像美国，另外一个金融市场就做得很不错，也许靠它就可以弥补固定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的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的财富效应能够像美国那样发挥作用，实体经济的边际收益下降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可能靠金融的发展把它覆盖掉。那个时候，大家想的很简单，认为实体经济走的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我们开始两条腿走路，即金融也做大做强，就能够延续增长的奇迹，但是后来发现这两种增长模式(一种是亚洲模式，即靠金融抑制等要素市场的管理来做强制造业，做大贸易量，另外一种是美国模式，即靠金融创新做强技术和品牌，做大消费能力)混在一起就会互相碰撞，无法维持。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例最好的教训。为什么会暴露这样的问题呢？

　　具体而言，是因为亚洲靠制造业治国、贸易治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亚洲各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能够充分体现，亚洲各个国家的政府正是通过自己对要素市场的直接干预，即通过限制恶性竞争，控制要素价格等方式，把生产要素的市场管得死死的，然后保证亚洲制造业的投入成本非常的低廉和稳定，最终出口产品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上能够产生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虽然金融抑制让我们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代价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在过度保护的状态下，缺乏对收益和风险的自我管理能力，一旦要素价格波动起来，出口就受到严重的损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尤其是这场金融大海啸会让亚洲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遇到非常大的麻烦。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要扩大内需。关键就是看后续的四万亿的效果。如果它还是政府投资为主，当然，政府也可能会加大政府采购，平衡这个市场供需的话，中国经济的活力还是没戏。如果这四万亿可以对大家作为提升信心的强烈信号，同时带来市场的活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就非常有戏，可能我们是最快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之一！(作者：孙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