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初期，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微乎其微，但这一比例在1997年已经上升到30%，到2007年达到60%。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无足轻重了。事实上，国有部门仍然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40%以上，占到银行总资产的60%；另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由十年前的11%，增加到去年的21%。最近，中央政府提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和地方政府超过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都清楚地表明，政府既有决心、也有能力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尽管中国能够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国内外投资者的共识，资本市场却似乎不太买账，股市在短期波动以后，继续保持萎靡不振的状态。这样，我们就需要追问，中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幅度呢？官方的标准答案是，中国经济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

　　这么说来，核心问题在于就业。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然而，问题是新增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线性的。同样是8%的增长速度，如果主要依靠服装等行业扩张，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主要依靠钢铁等行业扩张，就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现在受到冲击的制造业占城镇总就业的比例约为30%，而建筑业的占比不到10%。扩张型的财政政策通常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但对劳动力市场的支持却非常有限。而且，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基本上都是在野外的、临时性的，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帮助就更小了。

　　需要保持8%增长幅度的一个论据，是中国每年有约800万新增劳动力。根据我们的计算，上个世纪90年代，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为800万左右；但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这一数量在本世纪头十年已下降到平均500万；下一个十年，则可能进一步变成负数。如果十年前我们声称需要8%的增长速度来为新增的800万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那么，现在，鉴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是否只要保持5%-6%的增长幅度就可以了呢？当然，城市化增加了城镇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放慢城市化的步伐，应该是正常现象。

　　中国宣布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在国内、国际经济界获得了一片喝彩，尤其让很多原材料生产国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但这一计划也加重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忧，中国政府在过去六年致力于改造经济增长模式，4万亿元投下去以后，不是又一夜回到六年前吗？况且，政府主导又仓促上马的项目必定或多或少地存在低效率的问题，搞不好，又会触发新的腐败，倒下一批官员。

　　令人难以释怀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那为什么政府不趁此机会把4万亿元投到消费上去呢？比如说，减税或者直接发消费券。

　　通常听到的解释是，基础设施建设做起来简单、见效快。而如果把钱发给个人，他们不一定花。另外，搞项目可以吸引银行配套贷款，促消费就无法从银行借钱。不过，最关键的，恐怕还是与行政体制有关。对中央很多部门来说，搞项目才有批项目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经济政策紧缩或扩张时，审批部门的权力总是随之增加。只有国外民选的官员才会直接发钱给老百姓，这样可以赢得选票；而我们的地方官员需要的是出政绩、获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基础设施的政绩效应显然要高于消费开支。

　　然而，问题是，中国不能每次经济周期下行，都靠基建项目来支撑。十年前，中国确实需要做很多基建投资，但今天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对8%的增长速度视而不见，这一事实反映出的，其实是对微观层面问题的担忧。政府可以保住宏观增长格局，但保不住微观层面的走势。更何况，这样的高速增长越久，增长的质量就越令人担心。

　　“中国必须保持8%增长速度”这样一个已被举世接受的观念，其实是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种迷信。既无理论依据、也无实证基础。因为说得多了，我们就自以为是真理了。但是，8%的经济增长不能保证就业、不能保证盈利、也不能保证收入。正如政府一再强调的，关键在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增长的数量。

　　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政府必然要采取反周期政策，但重点要放在民生方面、放在增长质量方面，而不是动不动就造桥修路。放手把钱发下去，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天也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