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方案建议向资本市场注资3000亿—4000亿振奋投资者信心，并在今年年底前出台明年提高工资的细则方案，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扩大内需。(11月23日《重庆时报》)
说实话，看到这条提高工资的新闻给人一种错觉之感，因为前两天刚刚有新闻报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出通知说，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提高工资”是提高公民购买力而拉动内需，“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保护企业运作减轻企业负担，两者同是为避免经济危机影响的解困手段，但两者还是有相互背离的打架之嫌，也是矛盾关系。
那么要想“提高”与“暂缓”之间的矛盾消解，唯有中央财政加大直接投入才能弥补工资缺口，既使企业层面不受影响，又使工资人群的收入得到提高。如果中央有决心或有财力在4万亿投资计划之余来这么做，以更大程度更有效果扩大内需的话，我认为不如将“提高工资”的财政投入变通为直接向国民派发红包。如此想法，理由有三：
首先，受益人群扩大，有助更大范围拉动内需。提高工资的受益人群，只会是社会构成中的职工群体，但总数为1亿多人口的职工群体在我们国人口构成中占据多大比例？靠提高这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去拉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内需，一方面杯水车薪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无疑也拉大了与非职工人群，特别是9亿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样很难言社会公平。而如果给全体国民直接派发现金红包或消费券，无疑提升了整个国家公民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的范围就更大更广泛。会为国家税收带来反哺，从而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其次，派发红包有助社会保障。经济不景气，物价高企，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村贫困人口的日子更难熬。更何况在一些城市企业破产裁员潮的波及之下，有多少人失业或降薪？而失业之后重新找工作在当下又有多难？提高工资无疑与这些人群无缘，这与社会和谐、公平之义不相匹配。而派发红包，可以解农村贫困人口与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生活之困，也可给失业人群待业期间一个经济压力缓冲。这么做具有社会保障善政的普世意义，更于拉动内需有直接推动作用。
再次，派发红包早有先行者。事实上，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不少地方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今年4月，我国澳门特区政府曾向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发3000—5000元红包；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前几天发表澳门政府2009年度施政报告时表示，将再次推出的现金分享计划——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抗击金融海啸的能力。我国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财政预算报告也提出，要拿出700亿港元采用退税的方式向各阶层“派钱”。11月18日，我国台湾相关部门也宣布，为刺激岛内消费，决定向台湾居民每人发放新台币3600元消费券，总计高达500亿元。在我国内地，广东东莞市财政就曾拿出约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日本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放2万亿日元的地域振兴券，直接分发放给15岁以下、65岁以上的日本国民。在这次金融危机前，11月11日，日本宣布向国民发放总额为2万亿日元的“定额给付金”，发放标准为60岁以上老人和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人2万日元，其他人发1.2万日元，并劝说家庭年实际收入超过1800万日元的富人们自主放弃“红包”……从其他国家和我国一些地方直接给老百姓发红包的做法来看，主要对象还是低收入者。事实证明，已经生效的“发钱”政策对于刺激消费、防范金融海啸的不利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而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拉动内需“三驾马车”中，消费才是马车中的辕马，是拉动内需的真正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整体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要快速拉动内需，最直接而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整体国民的消费能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靠提高少部分人的工资来拉动内需，不如直接派钱给老百姓，让全国人民积极消费，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的速度与效果会更快更好。（作者：王枪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