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前些年牛群仍然顺利当选为蒙城副县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牛运动”；如今，李湘又想不做主播当台长了。
牛群和李湘都是娱乐界的大腕，这两位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名气和各自领域的影响力可谓旗鼓相当。尽管李湘的“官”和牛群的“官”有些不同，但名人当官却要遵循规则。只要程序对了，效果也有，做官又有什么不好呢？
程序上的公正、公开应当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底线。牛群当年顺利通过蒙城人大表决，当选为副县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和“引荐”，以“扩大知名度和引进外部资金”为理由促成了牛群的当选。未经常规的提名、考评、征求意见，这种“空降式”的任职程序当年备受质疑，但是却无奈地让位于当地政府的“宏观考虑、大局为重”。
理性看待“名人效应”，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应有之义。体制外选拔官员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干部结构，加强执政能力，提升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绝非“选明星”、“选学位”。牛群的先例和谢军的尝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明星从政”、“博士做官”一度蔚然成风，经过实践的经验，既有成功的做法，也有失败的先例。
体制外选拔官员必须更加注重民众的选择和诉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依法行政，把政府定位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员”的首要职责应当是“服务”而绝非“作秀”。无论是体制内选拔官员，还是体制外引进人才，如果忽视了“服务”对政府的重要性，而把“名气”与单纯的“学位”等单一乃至非理性因素纳入选拔的标准，无疑在选拔的初衷上就走偏了道。“官员”说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选了什么样的官、选的官干了些什么，民众都应有最起码的知情权，而评价官员最基本的标准将是公共管理的水平和社会服务的质量。
牛群在蒙城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至少扩大了蒙城的知名度，也造就了“五子牛”这样一个品牌，但是任内政企不分所引发的项目亏损、债务纠纷，应当由谁“埋单”？作为“引进人才”，当然不会久留，牛群可以一走了之，可是参与了投资与建设的民众的损失由谁来补偿？卸任之后一言不发，一味回避可能并非负责任官员的做法。这些问题可能是当初请“明星从政”者所未考虑周全的，但是寻根溯源，缘由正是体制外选拔官员一定程度上程序的虚置、标准的非理性化和目标的错位。
对“明星从政”、“博士做官”，我们并不能一棒子打死，因为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本来就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只要符合程序公开公正并排除了非理性的选拔标准，当选者如果是明星或者博士，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有利于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对于选拔者而言，借鉴牛群卸任时的经验教训，鼓励谢军落选后的积极心态，对于进一步规范体制外选拔官员的程序、标准和目标，无疑具有与众不同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