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办学
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记得很清楚，2003年5月28日自己刚从北京到合肥履职的第一天，科大的民主校风就扑面而来。
这天上午，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组部和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到中国科大宣布这届班子的主要人选。中午，郭传杰就在校园网BBS上看到两条意见。其中一条意见是提给路甬祥院长的。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尽管路甬祥本人不愿意警车跟随，但是有关部门根据安全保卫规定派了警车引路。学生们在BBS上提出强烈批评：这里是校园。学校为此与有关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今后，凡有国家领导来科大视察，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
郭传杰非常喜欢这种氛围。中国科大到现在也没有教工食堂，所有人都在学生食堂进餐。郭传杰在排队或用餐的时候，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是当面就提。“民主办学，是科大优良传统之一。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所在。如果只惟书，惟上，搞一言堂，那就不是大学。”他说。
这种氛围在中国科大的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个体现，就是官本位没有市场。2004年科大进行机构改革，机关有48个处级岗位公开竞聘，根本没有出现一些地方几十人争一个处长的“火爆”场面，既没有不符合条件的人跟着瞎起哄，主动参加竞聘答辩的人心态也很坦然：不行就当是一次练习。
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许武说，在科大，“当官”做管理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服务，意味着辛苦，意味着可能失去单纯当教授做研究的自由和清闲，而所谓的“好处”，却没有什么，甚至收入更少。从建校以来，学校的传统就是强调教学科研，强调学术。
这种民主更是同样体现在对学术的追求中。在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学术权威。但是这些大师本来就开明，提携后学，不压新人。
科大迁到合肥后，青壮年教师挑起学术大梁。这批青年教师敢说、敢想、敢干，同时也把这种风气传给了学生。科大地球与空间学院孙立广教授还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饱尝“文革”10年无书读的痛苦，学生们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环境。学术报告会大多是场场爆满，本科生向权威提问甚至挑战是常有的事。
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赵爱迪副教授从1996年考入近代物理系等离子体物理专业以后，一共换过3个专业方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赵爱迪认为自己不适合原专业，他选择追随自己的愿望，转读单分子物理化学。9月13日，他已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为期1年的研究，而这次出去研究的方向则换成纳米材料和纳米器械。这是学校的硬性规定，国家实验室的人出国必须换专业，以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
在中国科大转专业是常事。“这是好事。我们必须会独立思考，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课题方向。”赵爱迪说。2005年，博士生赵爱迪作为主要成员，与自己的导师侯建国院士一起首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调控。这项研究位列2005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科技进展。
科学办学
“1860”，对于科大师生和钟情于科大的考生、家长来说，人人皆知。近7年来，这是科大本科招生一成不变的数额。
2001年，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当年，校方就明白了扩招带来的后果：一是学生自习的地方紧张，二是任课老师排不过来。校长朱清时说：“每所大学都应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20~30名学生，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如果是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老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此后，科大的新生人数再也没有增加。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形势下，科大的这个数字被戏称为“恒数”。
“科大50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跟风，不盲从，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朱清时校长说。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科大是一批老科学家建校，科大要按照他们心目中一流的标准来办。老科学家们给学校带来的不仅是一流的教学，还带来了科学的作风。
建校之初正逢大跃进，很多学校都停课。时任校长的郭沫若认为大学生不上课，还叫什么大学。结果，科大只停了3周，是所有学校中停课最少的。“文革”期间，科大虽然身处逆境，但老师们敢于顶着压力从事科研工作。天体物理专业的几位年轻老师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躲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1972年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但很快受到批判。因为宇宙学在当时的中国一直被禁止，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可学校领导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下去。结果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奖，而这个“先进集体”里后来出了好几位院士。
上世纪80年代，许多高校刮起下海经商风潮，学生摆摊，老师经商，极大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时任科大校长的谷超豪主持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中国科大师生不允许下海经商，若要下海，你就离开学校。这样一个小措施，保证了科大正常的教学秩序。
到了9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就在教育产业化叫得最凶的时候，中国科大的校务会讨论认为，学校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这些例子，并非学校的重大决策或者改革，只是一件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好，违背教育规律，其结果必定是把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变成一个空喊的口号。”中国科大首届毕业生、曾任副校长的韩荣典教授说，“教育规律是人类长期教育实践的结晶，也是教育界人人都能说出的几条普通道理。关键在于教育实践中能否执行，尤其是外界环境恶劣的时候，能否大无畏地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中国科大的师生领导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以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也不受违背教育规律的风气影响，按教育规律走自己的路，这是科大能够超常规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记者 原春琳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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